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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禁開了,報禁如何?

張作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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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錦

198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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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禁開了,報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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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1987 / 1月號雜誌 第007期遠見雜誌

黨禁開放之後,大家很自然的會注意到另一件事:報禁會不會開放?

報禁問題雖然不像黨禁那麼複雜,但也牽涉甚廣,是否開放,恐怕要經過當局的慎重考慮。

愈晚開放困難愈多

不過,開放報禁亦如開放黨禁,是台灣民主革新的大趨勢,是必走之路;開放的愈晚,將來的困難可能愈多。

政府對這個問題最近一次發言,是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張京育局長答覆葉詠泉立委的質詢,張局長指出兩點:

第一、三十一家報紙已足夠讀者選擇的了。

第二、如開放限張(限張和不發許可證是一體的,政府都以同一理由答覆),可能使很多報紙倒閉,因而形成少數壟斷。

對於第一點,大家見仁見智,沒有絕對的標準,也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

對於第二點,確是有事實上的顧慮。根據聯合國一九七五年的資料,美國報紙有一千八百十二家,總發行量六千一百二十二萬份。到了一九八○年,根據「編輯人及發行人週刊」的統計,五年間報紙減少了五十家,發行量增加了七十四萬份。

Charles W. Dunn,在他一九八二年出版的「American Democracy Debated」一書中引用的資料說,美國有一千七百家日報,其中一千一百家為報團所有;報紙總發行量的七○%以上受一百六十七家報團所控制。現在時間又過了四年,個人手頭雖然缺少最新資料,但報紙兼併之風仍是頗受大家注意的。目前的美國,一城一報的現象已很普遍,說輿論易受壟斷並不為過。

壟斷與報禁無關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現象,像澳洲報業大王穆多克(Rupert Murdoct),不僅陸續在美國買進很多報紙和電視台,最近又買了倫敦馳名世界的「泰晤士報」、香港英文「南華早報」。若照這樣發展下去,將來有一天國際輿論可能受制於極少數人之手呢!

雖然張局長的顧慮是很有遠見的看法,但是與台灣的現實並不吻合。台灣即是在報禁之下,使報紙發行逐漸集中,形成了大報團的現象。這與美國的情況相對照,可見是否兼併與有無報禁不相干,至少不是絕對的相干。若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既然怕壟斷,也許正需要開放報禁,使大家可自由辦報,自由發言呢!

其實,朝野上下都清楚,報禁真正的原因另有兩點大家不願明說的癥結:

第一、政府當局認為,把報紙家數限制在一定範圍內,比較容易掌握和影響,使政府和民間在積極上易於溝通,消極上減少意見對立的機會,以維持政局的和諧。

不忍官報倒閉

第二、至少從台灣的報業史上來看,官報(包括黨營和政府經營的報紙)在競爭能力上不如民營報紙,如開放報禁(不管是限證還是限張),都會使目前若干已經虧損的官報更無法支持。使這些報紙倒閉,無論在責任上或感情上,都是有關方面所不願見的。

政治雖然不能沒有理想,但也絕少完全不顧現實的政治。執政當局的上述兩項考慮,在國家當前的特殊情形下,也不能說多麼之不應該。問題是,我們要來檢查它的實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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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黨外」的擾攘,對立的升高,證明報禁並不能達到安定政局的預定目的。原因何在?至少可以舉出三點:

其一、傳播媒體的態度過份一致和集中,使民間不同的意見無由充份表達,因而導致政府在政策制訂上可能有錯誤的判斷,與社會大眾的溝通也可能有差距。

其二、台灣地區小,消息傳播快,一般人並不以報紙為得到消息的唯 一來源,所以報禁並不能壟斷所有的資訊。

阻礙意見管道

其三、由於意見的反映管道有阻礙,有話要說的人不免把聲音提高一些,說得誇張聳動一些,期能引起注意。這種說話習慣養成的後果,就是今天台灣社會的「語言暴力」。其對國家政局的戕害,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當局限制報紙家數以求安定和諧的希望,顯然沒有達到。那麼第二個目標-保護官報,結果如何呢?

台灣因為沒有報紙發行稽核制度,各報發行數字外人無由確知,但是大體上還是有相當接近的評估。據說,少數民營報紙的發行數,遠超過全體官報的發行總和,有些官報一直在困難中經營,可見報禁也並不能完全保護官報。

雖然報禁的目的並沒有達到,但是開放報禁還是牽涉到很多問題,主管當局是不會輕易開放的。不過要求民主權利的人,在得到黨禁開放的勝利之後,下一個奮鬧目標必然是報禁,可以預見,這又將是一場長期的纏鬥。

不管報禁是否開放,或者什麼時候開放,個人認為,主管當局應該有以下這些認識:

一、「黨外」可以不守競賽規則,但組成「民進黨」之後,恐怕就必須遵行政黨應有的規範。以此類彼,黨外雜誌可以為所欲為,但辦了報紙,面對廣大社會,進入眾多家庭,在公評的監督壓力之下,也非要提升不可。

二、政府現在依法准許雜誌發行,也依法處分違法的雜誌,自然可以同樣的態度對報紙執法。

三、官報的人才、設備並不比民營的報紙差到那裏,只足愈保護,愈使他們喪失競爭能力。我們的汽車工業保護幾十年了,但效果如何?菸酒公賣局以往很少注意到消費者的反應,現在美國菸酒剛要進口,他們立即表示要提高產品品質了。

四。有些應該做的事,早做此晚做好。當年如開放黨禁,容許雷震等人組黨,今天的台灣政局可能就不一樣。雷氏等人多為知識份子,對政治較有理想,行為較有分寸,而且他們中各省市人都有,大致不會產生太強的地域觀念和分離意識。報禁也是一樣,愈不開放積累的困難愈多,將來也愈不容易解決。

五、如果有人說,永遠不開放報禁,不是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嗎?但是報禁之開與黨禁之開一樣,是大勢所趨,恐怕是無法長期阻擋的。有關方面允宜未雨綢繆。一方面逐漸減少對官報的保護,激發其企圖心,增強其戰鬥力;另一方面全面放鬆對傅播界的影響,使可以充份反映民意的健全輿論更能加速形成,以減少未來開放報禁的衝擊和負面效果。

容忍與自由同樣可貴

平心來論,台灣的言論自由雖然趕不上歐美民主先進國家,但是比我們的鄰居韓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要好得多了。相對的,台灣傳播界的某些言論,即又超越了「自由」的範圍,構成分化、煽動和誹謗,在民主而又法治的國家是很少見的。台灣新聞界如能表現出更具社會責任感、更自律、更理性,或將有助於報禁的早日開放。

絕對的言論自由,幾乎是不存在的事,同時對社會利益而言也未必是好事。中國近代最具自由主義精神的知識份子胡適,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寫了一篇文章「容忍與自由」刊於自由中國平月刊,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自由中國」十同年的紀念會上,他再以「容忍與自由」為題發表演說:「我總以為容忍的態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們也可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

胡適先生的偉大,不僅在於他提倡白話文,不僅在於他引進科學研究精神,也不僅他在學術和外交上對國家的貢獻,真真正正令我們感動的,是他言行一致的知識份子人格,給當時及後代的影響與啟發。(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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