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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文:瞭解目標,瞭解成功的要件

文 / 遠見編輯部    
199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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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文:瞭解目標,瞭解成功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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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由全國收入最高的律師,到今天肩負開創海峽兩岸新關係的歷史性任務,是什麼機緣使你有轉換角色的機會? 

答:民國六十一年我念完書回國後,一直教書到今天。六十二年加入律師事務所。七十七年,李登輝總統,邀我加入紅十字會幫忙徐亨先生,我又多了一個工作。

當時紅十字會執行大陸探親、尋人、轉信、通匯等工作,接下來就是遣返工作。然後很自然的,政府要我協助籌畫海基會,我瞭解這是民間團體,做的是中性的工作,有利於兩岸人民,也有助於中國統一條件的成熟。

問:當年李總統為何挑選你? 

答:他在台北市長任內,我們律師事務所有時會因當事人的問題與他溝通,就這樣認識了。我有時也會寫些文章,或在電視上發表言論,就國際法律、政策發表意見,也許李先生因此對我有些瞭解。但我從來沒問他為什麼選我。

離不開法律的交情 

問:談談你與郝院長結識的經過。 

答:當時郝院長任參謀總長,偶然的機會下,我受海軍總部委託,處理我國向荷蘭採購或建造海龍、海虎潛艇事宜,因而對國軍涉外人才的問題有了較深的認識。

在很偶然的機會和無私的動機之下,我建議軍方訓練自己的涉外法律人才,不要倚賴外界的配合。理由很簡單,第一是機密性,第二是有效性和持續性。郝總長欣然同意並採納。後來我再建議,攻讀法律的預官很多,何不挑選攻讀涉外法律或民商法的預官,調到國防部擔任法律顧問?這個意見也被採納了。我記得郝先生很客氣,說要升我做法律總顧問,從這個角度看,他是蠻大方、體貼用人的。後來法律總顧問室成立,本來是任務編組,後併到總長辦公室,成為編制單位。現在又回到軍法局,變成一個室。以後不只國防部,各個總部,包括中山科學院,都有法律顧問室。

今天大家對我和郝先生的關係有各種說詞,其實我們的關係是淡淡的,而且都和我的法律服務分不開。他任國防部長、行政院長,這關係是持續的。但我擔任行政院顧問,則和郝院長無關,俞國華時代我就是行政院的顧問,歷經李煥院長到郝院長。

問:李副總統找你出任紅十字會秘書長時,你有沒有經過考慮的過程? 

答:我想沒有。我說我很願意幫忙,因為你我都瞭解紅十字會是幹什麼的,只要是服務,當然就要做,何況是服務很多人。

問:海基會這工作你是否考慮了很久才接受? 

答:這中介團體已醞釀很久,對它歷史性的功能我心裡也有數,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沒經過深思熟慮就接受了。

問:你目前在海基會的工作,和原來的角色,是否有扞格之處? 

比如說,第一,律師與公共服務角色是否衝突;第二,你目前仍是理律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將來海基會處理兩岸商務事宜,是否會有利益上的關係;第三,你是軍人子弟,有強烈的愛國心及保釣時期鮮明的反共色彩,海基會工作則必須維持中共能接受的立場;第四,依據國統綱領,政府要追求長期的統一目標,而不是立即的統一,這與愛盟人士的主張有差別;這種種問題,在角色調適上有沒問題?

不接兩岸交流的案件 

答:這些應該都不是問題。可能和我們做律師的邏輯思考有關,我們瞭解目標是什麼,瞭解階段性的作法,瞭解成功所需要的條件。

今天國家統一,有它的目標,有它的條件,不論近、中、遠程,都很清楚。海基會顯然只是就近程目標來扮演階段性的角色。當你瞭解你的角色時,當然就不會逾越身分。

至於愛盟、保釣、軍人子弟的角色,與國家統一之間,應該沒有任何疑慮。

我父親在戡亂中陣亡,我比別人更有反共的條件。但我也瞭解什麼是公、什麼是私,什麼是歷史問題,什麼是個人問題。說得更冠冕堂皇,如果海基會在與中共接觸之時,有我這樣的人,社會可以更放心,絕不會出賣台灣二千萬人民的福祉和社會體制。也就是說,與其他任何人比較,我有更多的理由做得更好。

至於我律師的角色和海基會有利益衝突?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律師本身就有種倫理,不能有利益衝突。我自己從紅十字會到今天,從不為了得到一分錢、一分好處,可說是全心全意的服務。 

有人懷疑在海基會經貿或法律服務的過程中,因為能掌握商業機先,能把利益輸送到我的事務所。為了平息這種疑慮,律師事務所的同仁都同意,只要陳長文在海基會一天,不接任何涉及海峽兩岸交流的案件,除非是義務服務案件。

兩岸認知差異大 

問:你數度和中共官員談判,過程都非常曲折,也不是很順利,能否談談你當時的心情? 

答:海基會大陸行與三保警案談判性質不同。這次大陸行,我們和中共雙方預先都有計畫,我們要建立溝通管道,中共則希望表達政治立場,情況非常單純。最後兩天,我與王兆國、吳學謙見面,我對兩岸關係表達了個人的意見,但因為我並未獲授權,這絕非「談判」。

三保警案則是突發狀況,而且時間急迫,雙方都沒有時間思考。當時我的心理壓力極大,我告訴自己,絕不能耍性格,或圖自己舒服,使任務受挫,破壞兩岸關係。

中共處理三保警案相當有善意,處理過程中它沒有發布新聞,避免造成處理困擾。它以法律為經、政策為緯,依法律程序認為開槍的保警為犯罪,並要求民事賠償,但又考慮兩岸關係的政策需要而作不起訴處分;民事賠償也同意由台灣紅十字會作保即放人。三保警案如發生在台灣,法律程序不可能如此迅速。

另外,對方的體制和運作,我們雖有粗略的瞭解,但真實情況只有用摸索和猜測才能印證。下次如何處理得更好?需要什麼更重要的籌碼?這些都是我的感想。

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對這問題的需求和對方的處理方案,雖然最後的結果差不多,但和我們主觀的需求有蠻大的距離。但我不能否認,大陸上次處理三保警事件是蠻漂亮的。

新聞界幫倒忙 

問:這次和中共交往的經驗;對日後關係,是正面或負面影響? 

答:應該沒有負面影響。對方在這麼大的體制之內,在這樣的時間內,做成這樣的處理,如果要批評,就是刻意的挑剔。

問:以後的談判會更順利呢?還是愈來愈困難? 

答:希望將來不要再發生需要談判的爭議。如果再發生,能用三保警模式解決,就算不錯了。

新聞界造成我們很多困難。他們假設很多狀況,幫我沙盤推演,也幫對方在分析。對方可能有誠意幫我們儘早解決問題,報紙一分析狀況,他不得不回去再考慮其利弊。一日三驚、五驚、十驚,這是我在大陸時比較痛苦的。有很多話我不能講,但又不得不告訴新聞界事情的最新進展。而對方顯然沒有這種困擾。

問:陸委會給海基會的授權、預算、員額,你覺得是否充分?有人認為海基會將變成陸委會的一個辦事處,甚至只具手套功能,而沒有主動權,你同意嗎? 

答:這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

海基會是一個看得到、摸得到、感覺得到的單位。從海基會的成員,也看得出它不是手套的角色,當然會扮演實質的功能。相對的,海基會既然受政府委託,在委託的關係上我們不會自作主張。但若說我們只是一個工具、手套,則未免小看了我們的角色。

因為我們是站在第一線,會有很多敏銳的感覺傳回來,反應給政府做為決策的參考,給學術界做研究的參考。

法律人、政治人 

我不擔心預算的問題,只要有需要,錢一定會從政府、民間出來。目前我們有六十人,但已在規畫八十人的編制。慢慢要做的事會更多,明年上半年我們會增加到一百人。

至於委託事項方面,我們也會從實際的經驗中告訴政府,有那些是他們應該委託我們的。我們絕對會主動積極。

問:你的一些朋友覺得,你處理三保警案似乎有挫折感,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有不確定感,他們的看法正確嗎?

答:並不是很正確。我對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多樣性、所面臨的困難,早有體認,不會稍有不順即生挫折,但每多發生一件事就確定了一些原先的觀察。 

問:有人擔心你在海基會不會做太久,因為投入和回報差距很大? 

答:「做不久」是言重了,但若說做一輩子也不可能。我對自己有要求,要藉我的力氣,遵循董事會的期望,完成海基會的規畫、組織、建立溝通管道,並建立計畫雛形,這是最低的要求。這些要求現在還沒滿足,如果有人感覺我做不久,那就錯估了我的毅力。不過,如果你問我真正的興趣,還是在律師及紅十字會這類的社會服務工作。

問:法律人和政治人的遊戲規則有很大的不同,你出身法律界,目前在海基會處理的,卻是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事,角色調適上有無困難? 

答:這是一個蠻大的困難。法律工作就是講事實,瞭解目標後,在一定的規矩內去解決問題,通常彈性不是太大。海基會基本上是個中性的服務團體,不會牽涉太多政治,但仍然不免會有非中性的因素進來,以我的個性,確實會有些不習慣。但既然做了,就儘量把它調適好。

(林蔭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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