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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德播下德國統一的種子

文 / 賓靜蓀    
199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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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德播下德國統一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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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開放的次日凌晨。

巨鷹國徽雄視下的西德國會議堂中,興奮激動的國會議員,站立著高唱德國國歌,連平日反對國家主義最力的綠黨成員,此刻也安靜的肅立致敬。現年七十七歲的西德社會民主黨榮譽主席布朗德(Willy Brandt)則老淚縱橫,幾至不能自持。

這位曾致力於以「東進政策」(Ostpolitik)打破東西德僵局,為兩德統一奠下基礎的西德政壇老帥,在德國統一後欣慰地指出:「淵源相同者,終必同生共榮(What belongs together, grows together)。」並說:「沒有人能搶走我的喜悅。」

布朗德實在有理由如此欣慰。

一九六一年布朗德擔任柏林市長期間,眼見柏林圍牆在一夕之間築起,而西方國家卻束手無策。他開始對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冷戰教條和反共標語質疑;並深切的體會到,要改善波昂和東相林的關係,只能靠德國人自己,因而提出革命性的理念--藉由接觸,促使東德改變。

當他被延攬入閣,擔任波昂政府的外交部長時(一九六七年),布朗德即與羅馬尼亞建立外交關係,並且嘗試和捷克接觸;結果卻造成一九六八年,蘇聯以捷克與西德互通款曲為藉口,進占布拉格的悲劇。布朗德從此瞭解,要和東歐國家修好,必須先直接和莫斯科打好交道。

面對歷史傷痕

一九六九年的德國,老人逐漸逝去,三分之二的男性和半數的女性年齡在四十歲以下,年輕一代沒有戰爭包袱,反而較能誠實面對歷史的傷痕;六二%的人認為德國應負戰爭責任,而且願意接納東德為一分裂政體,也願意積極與鄰國建立關係。

布朗德相信西方體系的優勢,足以誘使共產國家逐步放棄好戰和固執的本質。為化解西方國家對西德東進的懷疑,他保證「西德人民不會游離在兩個世界之間」,仍會堅定的與西方國家站在同一陣線。「西進政策」也配合「東進政策」而形成。

在與西方國家達成共識後,布朗德迅速安排與東德總理會面(戰後首次)。他雖然仍拒絕給予東德完全的主權承認,但提出「分裂國家」的新處方。又飛往莫斯科,與蘇聯簽訂莫斯科條約,保證互不使用武力,及承認東歐各國戰後的疆界。對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家,除宣布放棄戰前德國的領土之外,也簽署廣泛的合作計畫。

東進政策對西德本身也甚具意義。一九七0年,全國發行、走中間路線的「漢堡時報」曾經分析:「經由尋求與東歐和解的過程,德國人也逐漸與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達成協議。」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同時代的各國領袖多半只是對特定事件做出反應,布朗德的新德國和大歐洲的視野及作法,使他成為一位開創歷史的政治家,」美國時代雜誌如此推崇這位一九七0年的風雲人物。而由於促成歐洲和平、開啟冷戰對峙後的談判時代,布朗德也獲得一九七一年諾貝爾和平獎。

在他顯赫的成就背後,有一段奮鬥的歷史。

布朗德為私生子,從小與母親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但在社會主義學者李伯的鼓勵下,他在學校表現優異,並發展出對政治的高度興趣,幼年時即加入社會黨青年團。

十九歲時,組織反納粹遊行示威的布朗德,為躲避蓋世太保的追殺,亡命挪威。戰後,他以挪威報社記者的身分,重回德國採訪紐侖堡大審的新聞。當時他便立志「與其生活在挪威等已享有民主的外國,不如做一名德國唯一的民主鬥士。」因此已入籍挪威的布朗德,又在一九四七年重新取得德國公民權。

私生子、曾入籍他國,又非柏林人的身世,原本極不為當時的德國人所接納。但生性內向、情緒化的他,卻總能在關鍵時刻,展現出無比的勇氣與謀略,贏得群眾的信服。 一九五六年,柏林人展開一次反對蘇聯人侵匈牙利的示威遊行,憤怒的群眾正預備衝向東柏林邊界時,布朗德出面安撫,成功的化解一場可能的流血衝突,因而成為柏林的英雄,自此開始展露頭角。一九五七至六六年,他出任西柏林市長,成為維護西柏林自由的象徵。

恢復民族自尊

他也是第一位願意接受戰敗事實的西德政治家。他的名言是:「沒有人能逃避歷史。」德國社會民主黨本屆總理候邀人拉芳田推崇布朗德「對時機及歷史特別敏銳」;一位資深的德國公務員也表示,布朗德是一位少見的、有人性的政治領袖。

當他們如此稱許布朗德時,腦中浮現的都是一九七0年他訪問波蘭、跪倒在華沙猶太人受難紀念碑前的畫面;「並非每個人都能在那樣的情況下有恰當的表現,」拉芳田形容。

布朗德在外交事務上鋒芒畢露,使他被視為戰後的英雄人物,對恢復戰後西德的民族自尊有相當大的貢獻。西德年輕人到法國或荷蘭旅行時,不必再佯裝自己是瑞典人。一九七二年布朗德的競選口號便是「德國人!你們可以以國家為榮。」

然而「和平總理」卻無法扮好「改革總理」的角色,布朗德始終擺不平國內聯合內閣的紛爭。社會民主黨雖是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成立於一八六九年),但至布朗德出任總理之前,僅在威瑪共和國時代組過兩次短命內閣,布朗德似乎也難逃宿命。

他與自由民主黨合組的內閣,雖然在東進政策上立場相近,但在改革稅法、整頓教育、農業、勞工地位等問題的見解上,卻南轅北轍,使得他的許多政策無法貫徹執行,競選諾言也就無法實現。

再加上曾領導戰後德國走向經濟奇蹟的基民黨,不斷大力抨擊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一九七四年達七.八%),聯合政府與基民黨在國會席位中的差距一直無法拉開,終於促使布朗德於一九七四年忽然宣布提前辭職。

辭職的表面原因是他的一名閣員被檢舉為東德間諜,但一般相信,在國內事務上的挫折,導致這位情緒化和內向的總理沮喪、缺乏鬥志,因而萌生辭意。但是他的東進政策,仍被繼任的施密特和柯爾繼續執行。

在危機中看到和平

辭職後仍然擔任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布朗德,在柏林圍牆崩塌後,由於他在國際間的聲譽,又再度活躍起來,兼任兩德社民黨榮譽主席及社會主義國際組織的主席。他在兩德政策方面的權威和影響力,同時及於保守派和自由派,連柯爾總理都公開表達對他的感謝。

波斯灣危機爆發之後,布朗德又主動於十一月上旬與哈珊總統會談,要求釋放五百名人質,並且提出他的波斯灣和平方案。

從「東進政策」到波斯灣和平方案,布朗德終生致力於藉和平的談判、溝通,穩固德國的國家安全,並塑造德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

這位當年被譽為「和平總理」的政治領袖,永遠能在危機中看到和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並且深信和平的手段必能達成和平的目標,而歷史的結局也回應了他的見識與努力。

本文出自 1991 / 01 月號

第055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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