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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一定要是思想家嗎?

張作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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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錦

199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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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一定要是思想家嗎?
 

本文出自 1990 / 11月號雜誌 王永慶縱橫金三角

教育部計畫把「國父思想」課程改名為「憲法與立國精神」,並改「必修」為「選修」,但是受到「國父思想學界」強烈抨擊,某些政治人物亦發言聲援,蔣緯國將軍甚至說,此舉無異於「焚書坑儒」。教育部受不了這樣的壓力,新課程已暫緩實施。

在政府各部會中,教育部向來被人目為「保守」,毛高文部長做這件事,倒頗有創新的勇氣,可惜壯志未酬,不免使嚮往社會多元、厭於思想統一的人感到失望。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在兩、三年之前誰敢提出這樣的問題?現在能提,也能討論,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反對的人並沒有任何不良後果,可見我們邁向民主社會的步伐,已愈來愈穩健。

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建立中華民國,國人感念他的貢獻,尊之為「國父」。他的著述,以「三民主義」為主,目的在振作國人,以建立一個自強、民主、康樂的國家。他是一位肯用心鑽研的人,而他對國家同胞的熱忱,任何人讀了他的言論都會受到感動。

胡適的推崇

民國八年,胡適在上海拜晤國父,後來他在「現代評論」上談到對國父的印象說:「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餘那許多革命偉人,享有盛名後便丟了書本了,學識的修養就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放棄了。」

同年七月,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出版,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寫了書評,大意說:「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它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

胡適當時自美返國,任教北大,倡導「文學革命」,推動社會改革,風潮時勢,全國景從,儼然是「自由派」學人的領袖,但是他坦白道出對一位政黨黨魁的推崇,絕不自鳴清高或矯揉做作,這固然顯示了他獨立的人格,也是國父人格感染有以致之,也是國父的著作對國家有用有以致之。

如果國父的言論有益於國家的建設,那麼在學校中講授「國父思想」似乎並無不可,現在為什麼會生出許多意見,甚至要改名、改為選修呢?

首先,國民黨要負很大的責任。國民黨全力利用孫先生,來凸顯和鞏固其「建國黨而地位。民國三十五年制憲國大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前言開宗明義的指出「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制定本憲法……。」憲法第一條又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只許信仰不准討論

世界各國的成文憲法,大體都揭櫫各自的建國目標和理想,但是以一黨之黨義,或個人之主張,硬性定為立國指導原則的,在中共的憲法之前,似不多見,幾十年來在強人政治統治之下,本也相安無事,但是一旦台灣政局有變,民主思想啟蒙,「國父思想」的必然至高無上性就受到挑戰。

執政的國民黨為了藉「國父思想」以強化其統治地位,對孫先生的言論是只許信仰不准討論的。但是人並不是神,人的主張能到達「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俟聖人而不惑」那種境界的,並不多,孫先生亦不例外。

當年孫先生在中國人口「四萬萬五千萬」的基礎上,認為我們的人口若減少,就會被列強滅亡。可是後來中國人口增加,台灣和大陸都要節育。但是在台灣提倡節育是「違反國父遺教」的,是很嚴重的罪名。

民國四十年代的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以曾任北大校長和教育部長的地位搞節育,也要發狠說「殺了我的頭」也要做呢!執政當局不問青紅皂白要強制貫徹「國父思想」,不免引起若干人的反感與抵制,他們懷疑,這樣做究竟是為了「正當的作用」還是「政黨的作用」。

而「國父思想學界」中的若干人,憑著「優勢地位」,在講授、解釋國父遺教時除了霸道之外另加漫無章法和浮光掠影,更加深了青年人的排拒。只是因為它是必修科,大學聯考要考,當預官要考,留學也要考,學生們不能不應付罷了!有幾個人正心誠意把它當一門功課來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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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不是亂講,而是基於我個人的經歷與體驗。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我從一個十七歲的流亡學生變成軍中的二等兵。那時大局動亂,政府無暇顧及到軍中的文康工作,軍人也無錢買書,一群正值知識飢渴年齡的青年,對任何能找到的書本都不放過。

有一天,我弄到一本「三民主義」,展讀之下,興味盎然。國父演講三民主義,旨在「喚起民眾」,所以語詞淺近,老嫗能解。他講到國族的危機時,我跟著他悲憤沈痛;他講到建國的理想時,我跟著他鼓舞歡欣;他勗勉國人要既知且行時,我衷心願奉為圭臬。讀了那本書,我自覺精神上充實了不少。

兩年後,我考進一所軍事學校,三民主義課程占功課很大比重。我原想,可以好好學三民主義了,但幾堂課下來,我迷惘了,授課的先生們用了大量似乎並不必要的「史觀」和「哲學基礎」,把學生兜得暈頭轉向,而且他們也用了太多的精神在考據上,包括一個破折號,一個逗點,把三民主義弄得支離破碎,使我不認識它了。

還三民主義原貌

又過若干時間,我從軍中退伍,考進一所國立大學,又念了一次三民主義,教授的教法和前一所軍校大同小異,我每學期的考試分數都不低,但心得卻不高,記得上第一堂三民主義課,授課夫子滿頭銀髮,氣宇軒昂,鄰座一位同學經聲說:「真可惜,這位老師怎麼教三民主義?」大學生心態,盡在此言中了。

綜合這文武兩校的三民主義教學法,可得兩點分析:

第一,基本上,三民主義是救國建國的實行方案,雖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內容明確,而非空洞理論,然教授者或立意把它塑造成一門艱深的學問,或旨在顯示自己高深的學養,所以說了太多的題外話,用了太多的專門學術名詞,對青年產生了嚇阻和誤導作用。

第二,學間之領悟,貴在提綱摯領,但今之教授三民主義者,燭照全局者少,枝枝節節者多,遂令見樹不見林,失去了三民主義原有的風貌,對青年人減少了吸引力。

矯正上述弊端的根本做法,要請講授三民主義的人還三民主義的真面目,讓它以原來活潑生動的性格面對群眾,使一般人能親近它,知道它是可以拿來做的,不是僅供說的。換言之,是「正當的作用」,不是「政黨的作用」。

當然,教學方法只是技術問題,對於「國父思想」課程,有兩點基本觀點需要解決。

其一,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功在民國,國人對他的感戴、尊敬是無待多言的,但革命者貴在實行,未必一定要是一位思想家,如美國國父華盛頓,美國人對他的尊崇亦如吾人之對孫先生,但似乎很少美國人認為華盛頓是一位思想家,更不在學較裡講授他的「學說」,這也無損他在歷史上的地位。

其二,作為建國方案之討論,作為青年人的精神修養,在學校教授「國父思想」並無不可,但把它神聖化、絕對化的列為必修科則大可商榷。總統府資政李煥先生說得好:要經得起辯論、批判與比較,才能建立三民主義的學術地位。

是誰焚書坑儒

某些「國父思想學界」人士強制孫先生成為哲學家,並不准學生對「國父思想」課程有選讀的自由,那是以國父的尊嚴和清譽為代價,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國父畢生心願在建設中國為一民主國家,民主容許反對,承認多元社會。思想教條、行為專制,是秦始皇的做法,秦始皇才「焚書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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