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認為美國一流學府（以柏克萊加大為例）在吸引人才、改進教學、鼓勵研究及教育行政策畫（Strategic planning）層次上，有那些特長值得學習？
莒守仁：一個大學的水準和名氣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建立起來，雖然水準有時在某幾年中難免會升或降些，但是名校的聲望總是會盪漾在人們心目中。柏克萊加大早在一九三○年代就建立了良好的聲譽，尤其是某些領域，如物理學。
審慎評估教授學養
當然任何一個名校都有許多因素造成它的素質不斷精進。我認為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要有一套嚴格而公平的教授聘用與陞遷辦法，柏克萊加大對此相當慎重，有不同層次的審核；評審過程中不但衡量教學的能力，最重要的還是審核教授的學養（scholarship）與學術研究上的成就。柏克萊加大是採用同行教授的嚴格公正群審法（peer reviewing）也就是說由本科的專家來擔任評審工作。
第二個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我看來，是工作氣氛（Working atmosphere）如果同一系的每一個教授都想在研究上力求卓越，總有一天會提高這個系的水準。
第三個因素是一個大學的名聲一旦建立起來後，自然會吸引傑出的教授和源源不斷的優秀研究生。最後，我認為很重要的因素是任何一個大學應該儘量賦予教授較多的決策權，就像柏克萊加大的教授會（the Academic Senate）不但有課程的決定權，而且掌握學校許多重要基本政策的決定方針，包括教授的陞遷、財源的妥善運用以及策畫學校未來發展。
研究與教學並重
林同棪：柏克萊加大的許多優點，也可以在其他一流學府中見到。
第一，柏克萊加大的教學和研究相互連貫，每個教授除了教學之外，一定要做研究，而且很少只做研究的教授。也就是說一個柏克萊加大的教授不但要教得好，研究上也要表現傑出。因為研究注入教學中，才會讓學生受益更多，同時透過教學才容易發現那些研究比較需要去著手進行。
第二，柏克萊加大非常注重「民主」，教授的加薪和陞遷完全是由內部決定，比如說土木系教授的陞遷是經由系中同行教授審核通過後，才送到工學院去評審，通過後，再送到學校去三審，然後，學校根據這個申請人在系裏的表現、研究著作的質量、個人學術地位，並比照其他科系標準，作最後決定；如此一來，校中出風頭的強系也激勵弱系，使弱系不得不跟著前進，就因為這種崇尚民主的風氣和公平的比較式審核制度，所以柏克萊加大才會有許多教學與研究本領都很高明的教授，教授們的論著也在國際學術上，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以拓荒精神建校
第三，柏克萊加大在教學研究發展上非常注重均衡發展，所以一個系不但在某方面人才鼎盛有傑出成就，同時注意系中其他領域不可偏廢，就像工學院注重理論與實際配合，所以院中許多教授不但理論上標。二著，而且對實際應用研究也有很大的頁獻。
李遠哲：就我在四個以化學系知名的美國大學工作經驗觀察（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及柏克萊加大），發現美國一流學府求好心切的精神和林教授所說的四個做法大致相同；倒是有時在同一學校中，系與系間的差異較各別學校間的差異還大，所以值得學習的是每個一流學府的優點。不僅只是柏克萊加大的長處。關於這方面，葛教授、林教授在前面都談了很多，我想補充說明的是，加州大學水準高是因為加州在近五十年經濟蓬勃，人口增加快速。再加上早年加州高等教育為免費制，吸引各地青年前來；而另方面美國的發展由東岸到西岸，因此來西岸的人，以外地具拓荒精神的為多，這批人思想較自由開放，在沒有歷史包袱的拓荒做法下，辦事反而更為出色。加州州政府在這五十年中如此重視高等教育，盡全力投資辦好大學，紐約州也想把石溪分校辦得像柏克萊加大一樣，可惜因為種種因素，沒有完全成功。
我個人深深感到柏克萊加大能有今天，不得不歸功於加州州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比別州大很多，（德州現在也盡全力投資辦好德州大學），這種重視高等教育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台灣甚至全世界學習的。我每次回台灣看到餐館中大家吃得那麼好，如果省下這些錢做教育投資，對國家的長遠進步一定幫助很大「我們的物質條件即使比不上美國，但是若肯下定決心，把現在國家小康的財富花在培育人才的高等教育投資上，將來勢必成果輝煌。
瞻望世界學術發展
杜維明：在吸引人才上，柏克萊加大首因天氣好容易吸引芝加哥地區的人才；另外舊金山為海灣區，文化水準高，各種少數民族相處融洽，較易吸引外國學者和外籍學生，尤其是來自亞洲地區的學者；同時樹立柏克萊學派的意願並不強（不像芝加哥大學），也沒有那一派佔上風，教授多半有兼容並蓄的襟懷。
其次是吸引人才，重點發展長程計晝（如生物科學、東亞研究等），而且在這些重點發展學科領域中注重跨系研究（如東亞研究是由政治、社會、歷史、東方語文等系間相互合作），吸引人才不僅為配合學校長遠發展，而且能瞻望美國及世界學術程度。再說，學校顧及學術人才發揮才能的環境和生活要求，所以一流學者，不但可以和鄰近的史丹福大學研究合作，若被甄選為董事教授（regent professor），還可到其他加州大學校區去授課，彈性很大。
談到彈性，我覺得柏克萊加大教育行政的作風對吸引人才幫助很大，比如說教授薪水的彈性幅度較哈佛大學為大，一個資深教授的薪資可以特別高，又可針對重要學術發展領域，採取名星高薪方式，儘量爭聘一流學者，不受系或教授等級限制，尤其是世界級的一流學者。例如該校曾大力爭聘法國社會學家哈柏馬斯教授（J. Habermas），以及近年去世的德國學者佛考特教授（M. Focalt）。此外，柏克萊加大對年輕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有長期聘約，對培養年輕人才幫助很大。當然這種做法也有風險性，投資時若選錯了人，就會影響教師陣容。另外柏克萊加大拿長期聘約的教授比例相當大，到公元一九九五年時將有許多長期聘約的資深教授要退休，也會帶來危機。
慈眼識群才
就吸引文學院人才來說，柏克萊加大特別注意具創意特色的人才，尤其是非傳統模式培養出來的人才，例如陳世驊教授，沒有博士學位，是文學大師（直接影響現代美國第一流詩人），又如有怪傑之稱的布德柏格教授（Peter Boodberg）是白俄人，為漢學泰斗，加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羅須教授（Czeslaw Milosz）是波蘭人，為創造波蘭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功臣；也就是說柏克萊加大能以慧眼多方吸引各國學術人才，其中不少人到了柏克萊加大，因受特別重視，更易發揮潛能，如近年知名的宗教社會學家柏拉赫（Robert Bellah），到柏克萊加大後如魚得水，因撰寫批評美國個人主義的「Habits of the Heart」一書，造成很大影響。
管道暢通人盡其才
就教學研究而言，因為柏克萊加大基本上是以研究院為主，因此，該較對大學教育的頁獻就不如對研究發展來得影響深遠，這可以由某些職業學院並不出色而得知。由於學校重視高深研究，改進教學與鼓勵研究連在一起，而以研究為主，新的研究方向，只要四、五個教授提出研究計畫，經審核委員會通過，學校一定會儘量設法讓這些教授能合作成功。而且校方有許多暢通管道讓人盡其才，例如在哈佛大學休假研究要服務滿兩年，柏克萊加大就沒有這個限制，又如系際合作調動人才時，可以不受系內限制。
至於教育行政策畫上，柏克萊加大運用行政權時無繁文褥節，可以很快作成決定，校方在正常管道外，另有許多臨時彈性管道，供靈活運用。雖然領導和執行職權分明，但遇難得機會或特殊人才時，仍能充份運用非明文規定的管道。
問：你認為中華民國在邁向「已開發國家」之途，未來應針對高等教育從事那些努力？
葛守仁：當然，我們不能單用美國的標準來衡量其他國家的大學水準和研究好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未來的高等教育計畫勢必特別重視研究工作。尤其是中華民國正處在經濟、科技發展階段，高等教育的研究突破會對將來國家發展有重大頁獻，因此在資源有限的大學裏培養良好的研究環境，必須在不同的大學加強不同學術領域，以建立幾個特殊領域卓績中心（center for excellence）即使是在美國，兩年前國家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發現有建立這種特殊領域卓績中心的必要。我認為有了幾個重點科技研究卓績中心，就可在這些研究力向投注最現代化的設備、吸引最優秀的教授和學生，這些學術領域會變得很強。
改善待遇及設備
最後，我要強調科技密切配合的重要性，不管那一個研究領域，都應該重視彼此合作，尤其是專家之間、年輕教授之間和師生之間一定要儘量加強合作。中國有非常優秀的學生，最要緊的是讓教授們各展長才，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經常自國外聘請訪問學者，促使某些特殊研究領域快速向前發展。
林同棪：以來自台灣在柏克萊加大的學生和同校美國學生相較量，可發現中國學生的程度並不比美國學生差，中美兩國也許一流學校差別不大，而就全部平均水準來看，中國大學仍是比不上美國大學，尤其是培植高級人才的研究所的素質，主要差別是在設備和教授素質。像柏克萊加大土木系聘請教授時，往往由幾百個人中挑選一個，程度自然高些，如果不是經過精選，就很難有優秀師資。所以，我覺得未來中華民國的高等教育應著重改善待遇、研究環境及設備。
教授治校成果非凡
李遠哲：我認為要把一個大學辦好，不能單靠決策人員（校長、教務長）的努力。一個頂尖大學，一定是全校所有教授經年累月奮鬥的結果，才會校譽興隆。當然，我們常看到某校中某個學院或系，有一批很有遠見的領導人才，可把原來普普通通的院系辦得有聲有色。但是要知道只靠少數幾個人的毅力還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要有環境條件的搭配，才能讓有心追求進步的人去做想做的事。
關於這一點，仔細分析美國大學和台灣一般大學的環境條件，可以發現差別最大的在三方面：第一是美國大學貫徹「教授治校」（faculty self-governance）的精神。也就是說在美國真正把大學辦好的是一群教授，他們對於聘任教授、升等、招收學生、教學及研究等行政決策上，都有絕大的自由度。就因為教授們在辦校實質過程和責任上，有很重的份量，他們做起事來也就格外積極；再說，他們想做的也都是買際上可以辦得到的事，所以成效很大。這點是特別值得台灣學習的，尤其是台灣一般大學教授的自由及治校的權力仍然不夠，以致於辦起事來，就比較不起勁。
後備支援結構健全
第二點：現在世界級的名校多為研究重點大學，而如果想從事傑出研究的話，一定要靠許多後勤職員（supporting staff）全力支持，這些後勤的技術人員（如電機或機械的資深技術專家）或事務人員（如採購、會計人員等），有豐富的經驗，受到相當尊重，而且薪水也高，工作表現自然很好。也就是說美國大學研究做得好，是因為後備支援結構（infra-structure）很健全，提供教授們做研究的良好條件。台灣一般大學在這方面則望塵莫及，不是設備很差便是沒有技術人員的編制，主要是因為中國士大夫階級思想，對沒有高學位而經驗豐富的事務或技術人員不夠重視，並未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和待遇，因此學校想留住技術人員非常困難，這批人才大多流失到私人機關去做事。
活潑創新的大學生
第三點：美國大學和台灣一般大學很不同的是在學生表現上。我們常說大學想辦得好，不但要有優秀教授，學生也要能活潑進取研究學問。我們曾受台灣教育的人或是回台灣教書的教授，都深深感到美國的大學生較台灣的大學生活潑，敢思想、敢發問，這種差異的原因，就我看來，是因為西方社會或父母，從小重視兒童完整人格發展，和小孩間是平等對待關係。但是在東方社會裏，總認為年輕小伙子心智不夠成熟，對年輕人約束多於尊重，久而久之這些年輕人在傳統拘束下，就習慣和生活環境妥協，也缺少科學上追根究柢的求真精神。
如果我們從另個觀點來看，一個國家希望年輕人朝氣蓬勃，進而頂天立地做番轟轟烈烈偉大事業的話，一定要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敢創新、又敢於負責。我們期望他們未來擔負重任，就要在大學中以開放的襟懷，去尊重年輕人，給他們多做、多動的機會，讓個個一展長才。只有在尊重學生的大學環境裏，才能培養出切實認真的科學人才，也只有靠這批肯追求真理的人才，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
發展重點學術領域
總而言之，大學要辦得成功，必須全校的每個成員都積極努力參與學校建設工作，讓每個教授擔當更大的任務，讓技術與事務人員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高的待遇，讓學生在研究學習過程上發揮最大的潛力。高等教育的目的在培養未來國家的高級人才，學校研究環境的好壞完全取決於教授的水準、技術人員的優劣、學生做學問的主動態度及物質條件的配合。台灣在邁向已開發國家途中，呈現小康局面，但是整個社會對大學教育的投資，和進步國家相比，仍落後很多，即使是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所做的投資比較，我國對高等教育的投資還是少了些。
當然在教育普及面上，我們希望台灣的每所大學都辦得相當出色，但是更希望不久的將來，某些大學，或某些學院，可以提升到國際一流水準。即使不能很快將一、兩所大學辦到國際水準，起碼可盡全力在某些系，甚至某些學術領域上做到這點，也就是說，應在一些有把握的研究範圍上，多花些精力、錢財，把研究環境弄好。
杜維明：關於改進高等教育問題，就我看來，應從大學的四個目的來看手：(一)大學要為社會培養一批有用的人才；(二)大學要讓年輕人發揮特長才能，促進他們自我完成；(三)大學是繼承和發揚菁英傳統的最佳場所，以及(四)大學要成為一個理性批判中心，以民族國家的長遠考
慮來著眼（如生態環境研究等），跨越短視的政治做法。
我覺得改進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點是讓大學能發揮上面這四種功能，尤其第四種功能上，柏克萊加大就做得很好，學校從來不放棄對國家重大問題，進行全面省思，因此也代表一種反潮流文化（counter culture）的觀點。
學術人才激發思想潮
另外，我想舉一個例子，說明柏克萊加大在研究東南亞經濟政治上，對開發中國家幫助很大。如主持現在印度經濟計畫發展的成員有許多是柏克萊加大校友，又如政治研究上，柏克萊加大有右派學術領袖史卡拉匹諾教授（Robert Scalapino）及左翼理論家舒爾曼教授（Franz Schurmann），對國際政治諮詢有很大的影響力。再說名歷史學家威克曼（Fred Wakeman）最近被邀請擔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主席（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這些學術人才激起思想潮，也就是說高等教育有激勵一國經濟、政治、社會與科學進步發展的功效，尤其是有國際視野的人才，具全球遠見的學者，可以成為政治上的諍友，加速社會進步。
問：您認為先進國家在高等教育上有那些缺失，可供中華民國教育人士作防患未然之參考？
葛守仁：說實在的，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是最強的。在我遍訪歐洲、遠東各國考察高等教育時，發現許多國家的大學仍舊有些缺失，其中有不少大學作風上相當保守及缺乏彈性，有的甚至採用近親繁殖（inbreed），只聘本校畢業學生，忽略這種做法會造成許多不可收拾的惡果。另外，有些國家的大學系統阻礙相關學術領域學者間的溝通與合作。最糟糕的是許多大學堅守傳統，似乎不希望作任何革新或改變。
李遠哲：我這幾年在美國從事教育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國師生之間往往像是「雇用關係」，而我認為這並不很理想。一般說來，教授申請研究經費，由經費決定收幾名研究生，於是教授成為雇主，學生變成受雇的人，由教授決定學生的研究方向，學生較難放手去做一些自己認為對社會、對科學有頁獻的研究題目。這種雇用關係在一流大學問題不大，因為教授們多從事新近尖端研究，而且教授非常注重培養學生；但是在水準稍差的大學，學生變成廉價勞力，較難積極發揮潛力。雖然原則上向大師學習本領是沒錯的，但如果師生關係更理想化一點，讓學生研究學習他想探討發揮的，減少雇用牽制，就更符合人盡其才的教育目標。
智囊團及充份經援
另外，我們看先進國家近二十年高等教育變化趨勢，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現象。二十年前名較多為財源雄厚的常春藤盟校，但是近二十年，某些州立大學進步相當快，比起會經頗富盛名的私立大學，毫不遜色。主因研究工作更趨複雜，導致科學研究不像過去只靠一個教授有好的創新觀念，在自己實驗中獨自埋頭苦幹，就可做出輝煌成果。現在的科學研究，多靠一群智囊團及充份經援，才能順利完成。在大學研究方式與規模改變的趨勢下，許多州立大學因州政府對教學研究設備（如機械廠房、電腦等）肯下決心持續投資，而許多私立大學（除了仍然領先的那幾所之外）沒有辦法繼續在新近研究設備上再投資，導致州立大學代私立大學而起。
我特別強調這點，是因為大學研究方式和規模，已跳出過去單打獨鬥的格局，讓我們不得不檢討以前「以個別教授為中心的研究翼型式」，是不是符合時代潮流？比如說，像超導體高能對撞機（superconducting superscollider），要上億美元，不是任何一位教授或一個實驗室的研究經費可以負荷，而其他一般物理、化學、材料所需的設備也很昂貴，在這種研究趨勢下，如何在台灣妥善運用有限資源，應該是最重要的課題。
為了避免美國缺失，留美回國的教授，就不能學美國教授，一個個去申請經費，弄些設備，獨自鑽研，必須要考慮那些研究對國家未來科學發展有所幫助，如果想達到和先進國家相似的研究水準，就得全力加強集體研究。
研究質量迎頭趕上
當然，我並不是說個人研究不重要（其實個人成就往往多賴幕後群體努力），而是就近百年研究趨勢來看，我們的科學研究不能永遠跟著別人走，如果有三位不同專長的教授合起來研究較艱深的題目，怎麼樣也比每一個教授各有一個實驗室，一年合起來只有三篇研究論文好得多。我們不要忘了美國一流學者也和我們中國學者同樣勤奮，設備也好，我們若只靠個別研究，在研究成果的質與量上，很難迎頭趕上。今天最重要的是在求進步過程中，學會群體研究合作；加強研究所間或校際間橫向聯繫合作。所以我每次回國，不管是在台大化研所，或是中研院，都儘量強調合作研究的重要，讓不同專長學者（如雷射專家與質譜專家）彼此合作，希望能使國內的研究工作走向成功之路。
杜維明：就美國來說，多元化教育造成浪費，常有一窩蜂趨勢。如前一陣子物理人才過剩，現在又是一窩蜂的學電腦、企業管理，可見美國的人才培育太受自由市場短視供求的影響，在全盤長期策畫培養人才考慮上，還做得不夠。
大學如同職業訓練班
其次，美國大學教育最大缺失是太重視實用性，很多大學如同職業訓練班，學校像是知識販賣場所，對於人格道德素養、生活的養成教育做得很差，造成年輕一代對文化價值缺少長遠前瞻。
問：葛教授曾在柏克萊工學院院長任內籌畫建教合作（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請您談談建教合作成功因素與困難所在，那些做法值得台灣借鏡？
葛守仁：柏克萊的工學院中，土木系自一九三○年代起名氣最大；電機系到一九六○年代漸有起色，在近十年至十五年間才躍進領先地位；至於機械系，雖然一直是個大系，水準也很不錯，但是名氣上升是在一九七○年代左右。在我擔任工學院院長那段時間（一九七三～一九八○），非常注重新的學術研究，這種強調新領域重於傳統研究的策略，可以說是很成功的。
其實，就學校的擴展來說，現在幾乎每所大學都有財源困難，美國的財源競爭更是激烈，所以任何一所公立大學都需要開闢私人捐獻財源管道。因此。我在院長任內，特別強化校友會組織，並且為了與工業界保持密切聯繫，看手建教合作計畫。
大學與工業界聯繫
由於科技日新月異的變遷，舊的工程研究設備跟著快速淘汰，工學院必須經常保持最現代化的設備，才能促使學術研究走在時代前端，尤其是高科技領域，大學一定要和工業界維持密切聯繫。柏克萊加大的建教合作計畫對學校的進步發展助益很大，特別是在電機工程和電腦科學。新建的電機系系館為五樓，就是靠工業界大力資助的，裏面有最新穎完善的設備，也是工業界與柏克萊加大師生聯繫的場所。就建教合作來看，台灣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及工業技術研究院，我相信這兩個單位和大學之間可以互助合作，進而「教用相長」。
最後，我想建教合作能不能成功，完全看學校和企業界雙方是不是全力投入。要辦成功，絕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在雙方都努力嘗試的情況下，才有成功的希望。
問：林教授在土木系備受推崇，系內美籍教授，稱讚您為「理論與實際並重」，請您談談柏克萊加大如何提供優良學術環境讓傑出學者一展所長，您認為一流大學教授應該具備那些學養？
林同棪：我的「理論與實際並重」研究取向，是在柏克萊加大環境裏培養出來的，因為這所大學積極鼓勵教授在校外兼做高級顧問研究工作，增廣教授個人的學識與經驗，連帶搜集教學材料，對學生有所啟發。柏克萊加大如此做法，形成教授個人有個人的自主，系裏有系的自主，系與系間又有比較，學校自由學風鼎盛、朝氣蓬勃。
一般說來，柏克萊加大的每個教授每週雖只教兩門課，但平均準備工作得十小時至二十小時，加上研究著作一星期也要花上二十小時以上，另外參與學校行政管理工作，又佔據不少時間；根據十多年前的統計資料，柏克萊加大教授平均每人每週工作五十六小時，大家這麼肯幹，完全是因為興趣，努力加上興趣，總是會有成果的。柏克萊加大中得榮譽獎章的教授不勝枚舉，我算運氣好的，在相克萊加大土木系中第一個拿到美國國家工程院士，其實土木系裏，本領比我強或和我一般水準的教授很多。附帶要補充的是我今年得美國國家科學獎，主要是靠學校在實驗研究工作上提供很多設備和經費支持，加上校內鼓勵「理論配合實際目研究風氣，以及同行學者的互相激勵。
問：李教授您曾參與柏克萊勞倫斯實驗室大型研究計畫及我國中央研究院原子分子研究所籌畫工作，請您就這兩方面實務經驗，談談美國一流學府在提倡基礎科學研究風氣上，有那些措施可供我們學習。又在有限資源下，中華民國在發展基礎科學，及提高學術水準方面，應考慮那些因素？
李遠哲：我在這個國家實驗室工作十二年，瞭解它的創辦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致力於高能物理研究。它發展出許多新技術，累積很多經驗，對基礎物理研究的推展，貢獻良多；但近十五年來，勞倫斯實驗室的研究重點已從高能物理轉至能源、環境、材料、生物等多方面，專業人員多達三千餘人，分散在許多大樓裏。這所國家實驗室的電腦設備、冷凍實驗設備雖很完善，電機與機械工程後勤人員也很多，但是，往往感到設備過於分散，使用不便（當然高能物理學者集中使用一個大加速器並沒什麼問題）。
群體研究方式
若是拿中研院原子分子研究所來看，規模上顯然不能與勞倫斯實驗室相比，總共只有四十人，其中三十位是科學家，研究經費約是我現在分子束實驗室的兩倍不到。這個所希望擁有液態氮系統設備、電子工廠，不過畢竟太小，所以我常想一個研究所要有如何規模才會夠大又能有效運作。在比較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後，發現芝加哥大學研究所大小較為適當，因芝加哥大學重視研究，在學系外設有研究所，每一個教授同時受聘於大學學系與研究所，因此一年中有一個學季（quarter）不必教書，只要專心研究。
芝大研究所有三棟大樓銜接一起，物理、化學、材料研究所需的設備，在這裏都有，不必再跑到別的大樓去使用儀器。可見研究所規模，因研究題目而異，應該要大小適當，避免用完儀器後，還要跑很遠的路去和人討論實驗結果。目前台灣的大學若要達到世界學術水準，應該發展高水準的重點綜合實驗室，從事尖端高深學術研究。在這個追求學術研究進步發展過程中，不要盲目以為「大就是好」，可以學勞倫斯實驗室那種多學科性的（multidisciplinary）科際整合研究做法。未來台灣的研究所應該採取綜合研究室的群體研究方式，在台大、清華、成大等校，設立幾個高水準的基礎科學研究所，每個所內具有設備優良的綜合研究室，就像原子分子研究所，雖然規模小，雷射、分子束等設備在台灣算是比較完善的，如此讓真正有研究興趣的人，可以做傑出研究。我們當年把中研院這個新所設在台大，用心良苦說服很多人，就是為要在教學研究相輔相成中，培育未來中國的基礎科學人才。
總括來說，一個國家基礎科學研究要達世界水準，必須在設備人力上妥善策畫，充份加強集體合作，全心全力改善研究環境，重視人才培養。
問：李教授當我們獲悉您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後，感到我們科學人才要在他國肥沃土壤中才能開花結果，以爭取國際學術榮譽。請問您如果我們想在台灣環境裹培植一流水準的科學研究人才，在做法上應力求那些改進？
李遠哲：這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改善研究環境，不只是要在物質上，增加研究投資，同時這種環境要能使科學家們彼此經常討論、交換研究心得，激勵熱衷研究的人才去探索更高層次的科學奧妙；另方面要多給年輕人發展長才的機會，不要像日本只重視年資而埋沒了新的人才。最好國科會能撥點經費，讓年輕人才出國向國際一流學者學習。現在台灣博士研究生訓練不夠，教育部應訂定條例提供他們到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進修的機會，如此還是能在自己土壤裹培養人才。日前中研院原子分子研究所有一位研究員是清華博士，為了鼓勵他，已送他到國外進修三年。
問：在我們來美留學後，常感到做學問的博度與深度不如美國同學，而且於求學過程中也常遇到博深難兼的困難，記得胡適曾說過：「做學問要能博大要能高」，請問李教授您認為追求學問博深兩者如何選擇？
李遠哲：其實，學問的廣博與精深常是相輔相成的，學問不深很難想求博；而且一旦學識廣博，自然會去深入鑽研。關於這點，以往有兩種不同的教育主張，一派是像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加州理工學院等校的化學系，要求學生修滿必修科課程，有了基礎的博面知識後，再進入實驗室作研究；另派是像柏克萊加大化學系的做法，認為真正的學問要靠自己研究探討。
我個人認為第二種教學方式比較適合底子好而才能優越的學生，這種人才可以一通後百通，也比較適合與定量相關的科學。因此在我的研究室裏，特別強調指導學生做研究的能力訓練，要求學生研究時遇到需要解決問題，必須把與該問題相關的學問融會貫通，因為學得不徹底，就無法解決科學研究的癥結。這種訓練比平常做習題還有效，為了解決研究問題去探討知識，知識自然成為活的學問，也比較不會忘記。
問：李教授您近年獲得多項國際學術榮譽，請您談談一流學者應具備那些學養？
李遠哲：一流學者最起碼要具備三種條件：(一)學識廣博，肯下員工
夫去做學問；(二)在科學研究上做出重大成果，深切明瞭科學是如何在
研究探討中推進的；及(三)要能啟發學生。也就是說一流學者除了能傳
授淵博知識與研究經驗外，還要能指引學生找出那些問題值得研究，培養年輕人才做學問的興趣，甚至能把原來別人不懂的知識也教導到懂而讓其感興趣的地步。
問：杜教授您曾在柏克萊加大與哈佛大學任教，請您比較這兩校在歷史教學研究做法上的異同處；您認為一流學府在人文社會教學研究環境中應注重那些問題？
杜維明：我現在雖因研究偏重哲學和宗教而轉至哈佛大學，但仍認為柏克萊加大歷史系是全美最好的歷史系。主要原因是：第一、該校的老、中、青三代教授相互合作搭配得很好，系裏資深的教授與掌權教授及剛出頭的少壯教授之間代溝較少，形成一種年輕學者激勵資深教授，而資深教授提拔年輕學者的良好學風。第二是該校長期聘任資深教授委員會（Tenure Commilttee），學術水準是全美歷史系中較高的（如東亞研究有六位教授，為全美最強）。在長期聘用教授時，特別考慮這個人將來可不可以成為一流學者，以及對系的發展有何影響，完全由學術看眼，超越任何思想派別。所以，系內獲得各項榮譽的名教授很多，如普立茲獎、培克勞夫獎（Bancroft Award）、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及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Award）。
學術氣氛濃厚
第三是在柏克萊加大的教授間彼此互相提攜、激勵，有群體追求卓越精神，學術氣氛極濃，時常在學術研討會中公開辯論，甚至社交場合也討論學術思想問題。由於歷史研究所牽涉的時間（由古至今）、地域（世界各國）範圍很廣，很難面面顧及；所幸柏克萊加大歷史系教授有強烈學術批判意識，再加上深厚情誼，對提升學術水準幫助很大。例如我的第一本論著－「王陽明的少年時代」初稿，就受益於研究歐洲史、美國史、中古史等教授的評閱意見。又如相那爾教授（Irwin Scheiner）是日本思想史專家，卻對每個教授所寫的書一一閱讀，所以學問相當廣博。而且研究東方史和研究美國史的教授間感情很好，在這種友好氣氛下，柏克萊加大歷史系培養了許多當代歷史界傑出人才。如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戴維斯教授 （Natalei Davis）為歐洲中古史專家，以及現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的庫恩教授（Thomas Kuhn）為科學史專家，這兩人當年均發跡於柏克萊加大。
所以，一個培養人文社會科學人才的一流學府，必須做到把學術研究當作第一優先考慮，注重學術氣氛，在人事上靈活運用，就學術成就賞罰分明。也只有在這種環境裏，有客觀批評的胸襟和雅量，同事間才能共同為力爭上游而努力。
其次是一流學府中師生相扶持的氣氛很重要，柏克萊加大歷史研究生程度很高，老師上課常受學生挑戰，激勵教授更向前努力，否則會感到對不起學生。
（金傳春就讀於洛杉磯大學博士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