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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適合上談話性節目辯護政策嗎?

創新講談
文 / 姚仁祿    
201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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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適合上談話性節目辯護政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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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政府政策,首重「事先傳達」,「事後辯護」似乎本末倒置:

政府應在政策規劃階段,主動深入理解民意;政策推出之前,也應主動的宣導、溝通、辯證。要這樣做,政府可用的工具及各類型管道,有許多。可惜,我們的政務單位,或是,捨棄不用,或是,用得不夠用心,或是,用得不夠專業,使得政策推出之後,屢遭批評,只好選擇,被動的「為政策辯護」,實在本末倒置。

其二、「談話性節目」只能「粗糙的問答」,沒有「政策傳達」的清晰性:

有效的政策傳達,關鍵是「重點溝通」與「可理解度」,談話性節目(尤其是電視),多數,由於製作浮濫,許多的台灣電視觀眾,都已經知道,電視媒體,為了精簡預算,快速製作,不少談話性節目,選擇以「名嘴表演」替代「專家思辨」,以製作單位提供的「粗糙資料」,替代知識分子的「深厚學養」。

因此,這類節目,已經逐漸被觀眾揚棄,或視為搞笑,或視為娛樂,政府官員,自投羅網,在這樣的場合「辯護政策」,不只緣木求魚,反倒配合演出,協助搭建粗劣媒體舞台,似乎大可不必。

基於以上兩個理由,我想,政府官員,實在不應該,繼續在台灣已經汙染的媒體生態池裡淌渾水。

有效溝通政策的三大關鍵

若要政策有效溝通,也許,政府的「政策設計」及「政策溝通」可以考慮採用,以下的三個關鍵:一是、設計顛覆「政治產業」的政策,二是、善用「Neuromarketing」的知識,三是、善用「Deep media」的平台。

一、設計顛覆「政治產業」的政策:

如果,我們把政治,也當作是一種產業,政策是產品,那麼,21世紀前面幾年,世界各民主國,都已經顯露出20世紀迅速擴張的「政黨政治」以及「代議民主」兩個制度,雙雙讓傳統政治產業,陷入後繼無力的困境,讓公民對政治,普遍缺乏信任感。台灣的民主政治,雖然對不民主的地方,有著夢境似的吸引力,然而,實際推動政務,卻已經為了「政黨政治」以及「代議民主制度」的不合時宜,早就落入「夕陽產業」的窘境。

因此,就像沒設計過手機的賈伯斯,可以設計iPhone翻轉傳統手機產業;只看過馬匹的亨利福特,可以設計出Model T,台灣的政務官團隊,也必須要有「顛覆政治產業」的氣魄與能力,否則,就只能像被賈伯斯打敗的手機大廠一樣,把四小龍的光榮,留在歷史課本裡回味。

二、善用「Neuromarketing」的知識:

顛覆產業的政策,一定難懂,一定不容易溝通(像是產業推出新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教室裡的「老師說,學生聽」式的政策說明,當然不會及格。我們的政府官,必須離開「教授心結」,真心理解,政策推不通,不是公民不用功、聽不懂、或是壞學生搗蛋;政策推不通,應該是「教授」講的,大家沒興趣,或是「教材」根本沒編好。

近年,商業與醫學實務界,積極合作研究的「Neuromarketing」,以醫學對人腦的較多理解,結合產業行銷溝通的目標,設計嶄新的溝通模型,我相信,是政府政策溝通,應該純熟學習的能力。

三、善用「Deep media」的平台:

自從網路成型,媒體已經從「傳統媒體」的單向,變成「新媒體」的雙向,加上新近幾年,好萊塢娛樂圈逐漸運用成型的「多重媒體格式」的跨越、混搭、槓桿,已經讓「新媒體」,從純網路的「輕媒體」,深化成為溝通者與被溝通者融合一體的「多元參與體驗」,形成「深媒體」。

懂得如何運用「深媒體」,絕對不是年輕人的專利,而是,21世紀政府官員,溝通政策,必須要具備的基本能力。政府官員,應該主動的,聘請「深媒體溝通」能手,為多元的目標族群,在政策形成前後,設計製作「引人入勝」「創新形式」的政策溝通內容,通過不同的媒體平台的槓桿組合(網路、電視、廣播、雜誌、報紙、遊戲、活動),達成溝通目的,才能深化溝通效果。

也許,這三個關鍵,組成一條邁向「政策設計」與「政策溝通」成功的路,也許不是,但是,我深信,它是趨勢。無論如何,上談話性節目,辯護政策,絕對不會是讓政府形象變好的良策。

本文出自 2014 / 0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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