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國是會議期間，部分與會人士對於媒體出現了「改革派」的名詞，頗有意見，你認為這種「標籤」方式公平嗎？
答：標籤出現原是自然的，是為了解釋某種現象，簡單化的作法。問題是媒體這次出現了「改革派」，或與之相對的名詞，我認為在一開始就是最大的誤導。這可以看出媒體的水準是相當低的。
要回歸憲法
這次的議題主要是憲政改革與大陸政策兩項。從憲政體制本身來看，其實只有兩種主流意見：一個是修憲派，一個是制憲派；修憲派當然是要改革，制憲派嚴格來講，不僅僅是改革而已，它根本上就是要去憲。
所以，假如你頁的要用這名詞，當然修憲派才是「改革派」，否則的話，兩者都要用「改革派」。隨意貼標籤，在整個過程中產生非常大的錯誤形象。
問：你個人主張較傾向修憲還是制憲？
答：我自己是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一個修憲派。
基本上我是主張回歸憲法的。因為整個憲政出現問題、危機，主要是因為臨時條款一延再延、一修再修，籠罩著台灣整個發展過程三十多年，形成了非常體制、戒嚴文化等，憲法並沒有得到真正發展的機會。
所以根本問題是怎樣回歸憲法，並不需要把憲法去掉。如果要制憲，則又必須考慮是不是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今天的國是會議，是要對中華民國有國家認同才開國是會議，要不然我們就開革命會議。如果連中華民國的名稱都沒有，還談什麼制憲，根本就是另外一個國家。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真正的法統就是這部憲法，全世界一般中國人談到台灣還是正統的中國社會，是因為有這部憲法；在國際社會上仍然有些國家承認，也是因為是中華民國政府。
問：為什麼會出現「改革派」這種標籤？
答：是不是某種參與團體一開始在戰略上就非常聰明，造就這形象，我不清楚。因為中國人近百年來，一聽到改革、變，就認為是好事情。
媒體很幼稚
我個人覺得現代化絕對是很好，也並不是說改革派本身沒有價值，但你不能說這是改革派、那不是改革派。
這裡面媒體恐怕不知不覺地把這麼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到歪曲的程度，以致於一開始就使每個人的位置站得不清不楚。你們搞媒體的應該趁機研究研究。
問：你覺得媒體不夠理性？
答：我覺得媒體很幼稚！假如這事情在美國，紐約時報會不會這樣報導？我想絕不會這樣。
問：學者最近在抗議，本來國是會議是「諮詢會議」，但似乎變成了「政黨協商」，到底國是會議的定位和定性如何？
答：國是會議不是一個憲政體制內的會，它是一個非常體制的會。總統可以這樣做的，這是合法的。但它實際上只能定位在給總統一種諮詢，總統聽了許多意見以後，可以以總統和黨主席的身分去推動。
但假如國是會議請的人相當有代表性，這些意見確實能反映今天中華民國的政治實況，這意見就具有政治意義。
總統也不能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沒有壓力。在這個意義上，它變成一項重要的政治性文件，甚至可以脫離純粹諮詢性的性格，而變成政治性很強的計畫。
雖然它不具法律地位，但不要忘記總統這個職位基本上就兼具了法律性和政治性。
問：也有人說總統可以藉此作為他個人推動政治的助力？
答：我想李登輝總統是個有強烈改革意念的人，國民大會的情形他也知道，非改不可，拖了很久，所以最後出現中正紀念堂學生運動的情形。這是一連串的、累積很久了，在這情形下，國是會議當然會給李總統一個新的助力，對改革可以產生很大的支援力量。
問：國是會議參加的人士包括：政黨人士、學者、海外異議分子……你認為學者在這個會議裡是扮演什麼角色？
答：國是會議不是政黨協商會議，但絕對可以有政黨人士參與，而且可使會議不和政治實體脫節，這次除了兩黨以外還加了無黨籍人士、學者、海外異議分子，就表示不是政黨協商會議。
學者關心天下事
在兩黨的溝通、競爭、戰鬥下，學者還有什麼空間？其實還是有的。我們學者也瞭解，學者是關心天下事而不是決定天下事的。他對某些問題，經過長年累月的研究，比較能提供客觀的、不具黨派色彩的意見。
學者也不是中立性而是獨立性的。獨立的結果，可能意見會跟某一黨的一樣；中立的結果就不同，中立就好比一邊是一百，一邊是零，它是五十。
當然，學者也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以我來講，你說搞制憲，我根本不同意。有些人他認同的是台灣，沒有考慮到整個中國，他的意見就很容易傾向制憲派。我是肯定整個憲法傳統的，是一個中國的觀點。這種價值觀當然影響到我的任何分析和判斷。
我所說的獨立並不表示學者的意見一定好過其他人的，但至少在這空間當中，他可以做獨特的分析。
問：你認為這次會議中，你們在這個空間中得到發揮嗎？
答：兩黨之間能騰出來的空間當然並不很大，但我並不失望，因為我不認為國是會議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更不會出現奇蹟。
我只是對某些過程很不開心，像明明是兩黨協商的東西，為什麼強說是全會開過了？只要是全會同意通過了，兩黨意見當然可以變成我的意見，但不能沒有經過民主的過程，就說是大家的意見。
媒體干政？
問：有人批評會議到了後期，某些人發言的情形像在立法院？
答：這個會開得比我想像中more interesting。我來之前，在香港有幾個會前座談我都不想發表意見，第一，我平常的意見書上都有了；第二，這次我希望帶給會議的是我特別的意見，甚至是某種定見，但不希望變成成見。我希望去說服別人，我也希望別人能說服我，這是我的基本態度。
而我之所以說這一次國是會議interesting，也牽涉到媒體，我贊成「知的權利」，但不能把會場搞亂了。另外，講話的人應該是把他的聲音調低兩度；但我發現一般的人講話都把聲音提高到十足，這有點是群眾大會的做法。我總覺得，這些人並不想聽別人的想法，而是想讓媒體報導他。
開玩笑講，我認為是有點「媒體干政」，在討論過程中，理性化也因此有點受到傷害。
問：整體評估，你認為國是會議有沒有達到某種成就呢？
答：國是會議若定位在憲政體制和大陸政策的思考上，是有成就的。在憲政體制問題上至少有基本的貢獻，修憲大家同意了，至少更改了目前憲法被凍結的情形，回歸憲法。這是跨了一大步伐。
大陸關係也不再以過去的「三不政策」為基礎來思考。在太理想的層次上，每個人的價值觀點可能很不同；而在務實的層面，很多地方變成有相當的可能性。儘管有些人希望開放多一點、全面性；有些人比較遲疑，但至少沒有人希望在原地踏步，或回到原來。所以我覺得在兩岸關係方面取得的共識甚至更高一些。
兩黨需要互信
再說另外的成就，我很欣賞康寧祥先生說的話，今天主席台上一個是張俊宏，一個是宋楚瑜，兩個人兩年前可能還是敵人，現在卻可以在台上共同主持會議，這是政治體制上比較理性化的雛形，也是秩序化的開始。兩黨通過這情形也建立了必要的互信，因為民主政治中假如沒有互信，是非常危險的。
這次兩黨也算是通過一些較量、溝通和抗爭吧，再加上兩黨之外的學者、其他團體，也是彼此理解、學習的過程。媒體對台灣人民、國家前途、兩岸關係這麼高濃度的密集報導，對全民也是個憲法教育的過程。
問：你對於總統直選的問題有何看法？
答：這次主張總統民選、直選兩種方式的都是主流，一個是總統直接由公民選舉，另一個是由選舉人團選舉，我個人傾向由選舉人團選舉。
問：為什麼？
答：假如不採選舉人團的作法，總統法律上便完全由台灣的人民選出來，他是台灣人的總統。但若通過選舉人團，可以透過政黨比例代表制執行，有一種全國性的代表，在法律象徵意義上很重要。
在台灣有相當多人有這觀念，這也是政治上一個相當合理的要求。若不這樣，會使得很大數目的人都很不開心，這個代價就很大。
第二點，總統直邀在二次大戰後有很多國家實行，總統是國家最高的位置，競爭的人往往是全力放上去，比較容易造成相當大的政治風波，每幾年就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問題。如果用選舉代表團，比較可以減低政治的不可預測性，減少社會成本。
問：你是海外代表之一，從這次參加國是會議中，你對台灣兩黨的抗爭問題是否有新的體認？
答：民進黨在這次會議裡表現了他們的組織能力、表達能力，都是相當優秀的。國民黨是個大黨，但這次看起來，它的組織性根本並不很強，政黨裡面的聲音好像也並不一致。
另外，我也發現民進黨的政治人才相當多，而國民黨的行政人才則比較多。
問：國是會議後，你認為我們有那些最重要的事該做？
答：什麼事都要透過國是會議，就把國是會議看作一個奇蹟性的東西，那麼國是會議就負荷過重，承擔不起來。
尋求「你贏我贏」的局面
今天正常該做的事都必須繼續。國民黨和李總統應該誠心去推動政黨政治、民主政治，才會受到歷史的肯定和時代的承認，這方面能夠快就快，不要拖。
另外，譬如大陸問題，凡是對兩岸共同都有利的事情，就要立即去做，統一問題暫時可以不必談，但是文化、學術的雙向交流，經濟上的共利，都應推展。這不應當是「你輸、我贏」的局面，我們要尋求「你贏、我贏」的局面。
(藍美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