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最近以來你承受各方面巨大的壓力和不諒解，是什麼力量支持你繼續前進？
答：是一份責任感，與個人的名利無關，假如執著於是非公理的人洩氣了，會讓其他好人也洩氣。好幾次我想離開，李總統給我一句鼓勵的話，我不得不留下來，他說：「經國先生這樣艱難地幫台灣奠下基礎，你自己難道就忍心這樣放棄責任嗎？」
我很欣賞李總統說的另一句話，我不會因為個人的形象，而做什麼事或不做什麼事。我們做事，不但要對國家歷史負責，更要有一份使命感，如果只為了個人，很多事可以和稀泥，但之所以不和稀泥，需要道德力量，否則很容易會洩氣。
去年年底提名副總統之前，李總統就告訴我，要我繼續擔任秘書長，我覺得這是很大的責任和榮譽，就答應繼續推動黨務革新，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國會改革，不只是制度改革，也是實際、運作的改革。比如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國會像我們這樣，沒有多數黨，也沒有少數黨，只有「個人檔」，個人輪流上檔做秀，這對國家是很不好的。
兩位總統治事風格
問：你曾追隨蔣經國和李登輝兩位總統，能否談談兩位的治事風格有何不同？對你有何影響？
答：嚴格說起來，經國先生和李先生兩位，有相似的、也有獨特的風格。
經國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自我要求非常嚴謹，從他生活起居可以看到，非常克己，忍的功夫沒有話講。他的辦公室、家裡，到處可看到一個「忍」字，我追隨他十五、六年，沒看過他對人家發過一次脾氣。他對在野勢力、對朋友、對他不喜歡的事情都忍，對國家的忠誠熱愛你也看得出來。
最後在他身體那麼不好的時候，他還貫徹改革的決心，就是因為有一份高度的責任感。他晚年這段時間，就是在為他自己、為中華民國寫歷史。
他對我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他處理重大問題按部就班、掌握要點、授權、調和；處理重大危機事件冷靜、慎謀能斷。但這些還在其次，最了不起的一點是他的仁民愛物，對老百姓真是關心。他過去後，我到高雄六龜的孤兒院，看到石碑上的故事，感觸很深很深。
李總統和經國先生的教育背景和經歷都不一樣，他受過日本、美國教育，知識非常淵博。經國先生要言不煩，李總統則是滔滔不絕，他做過教授，你想像不到他知識的淵博。
他們兩位都是非常好的長官，但做事的方式不完全一樣，經國先生是從實證的經驗出發。李總統待人非常誠懇，而且也非常授權、信任。我能得到兩位總統的信賴，是一種殊遇。
民主的大事
問：前陣子國事如麻，你到大溪陵寢謁陵時，曾激動淚下，能否談談你的心情？
答：我不是去哭靈或表示自己委屈的，我是去敘私的，而不是去談公。
我長期間追隨經國先生，經由公事的接觸，對他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我二十二歲服完兵役就出國了，一回國，父親就過世了，嚴格說來，我受教於父親的教誨還不如跟經國先生來得長。他對我不只是公事上的教導，在為人處事上對我影響更是深遠，這份發自內心的情感，很難用言語形容。
問：國人對於半年來政府和國民黨內的一連串紛爭，應有什麼共識？歷史將如何評價這段期間的演變？
答：解嚴之後，政治運作上很多事沒有固定的軌道可循。白魯恂(Lucian Pye)教授在他的「中國政治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中說，中國人習慣於權威性的領導，另方面又想追求民主，的確發人深省。
當李總統提名郝柏村先生出任行政院長時，反對的力量多強，現在好像沒事了，這就是你們常說的「開低走高」。
我認為堅強的領導(strong ladership)和強人(strong man)是有分別的。以前很多事情聽命於一個固定的權力來源，現在有很多的權力來源，所以看起來有點散漫無章，但社會也沒有因此就分崩離析。不過整體運作是應該有規範才好。
總統蔣公過世後，嚴家淦先生根據憲法繼任；經國先生過世後，制度上又讓李總統來接任。這次雖然沒有那麼順，但海內外都認為很好，所以說李總統的接班是「制度接班」。
美國羅斯福總統在第四任時選了杜魯門做副總統，當時他手下強將如雲，卻選了不起眼的杜魯門，人家的制度上能接受，沒聽過有那個不服氣的。杜魯門做了不到一百天的副總統，其中只見過羅斯福總統兩次，但是當他接任總統時，羅斯福手下所有的班底都非常支持他。
我很心儀這種制度的建立，這才叫做民主的大事。我們要建立這樣的民主制度，顯然還有長遠的一段路，最重要的是，朝野人士與全體國民，都先要有尊重體制的共識。
黨工要德、要勤
問：政治界和新聞界有時相輔相成，有時又似乎彼此對立，你認為兩者應保持什麼關係？
答：過去政府與新聞界的關係太疏遠，政府高高在上，記者想見政府首長實在不容易，這並不好；現在，高層官員對記者幾乎毫無保留，也不免有人藉此做個人公共關係，我的感受是「過猶不及」。
我認為應該彼此尊重，多談事情，新聞界也要就事論事，站在客觀的立場，報導事實，做為歷史的見證者，同時要能判斷是非，做一言九鼎的仲裁者。現在大家都想辦第一大報，而不是第一好報。這對報紙與社會都有不利的影響。
問：你在這次黨內人事調動和拔擢人才時，特別注意那些條件？
答：這次二十一縣市主委調動，省黨部王述親主委提供名單後，我告訴他，第一，要「德」，一定要規規矩矩，尤其選舉期間，國民黨最被人詬病的就是操守問題。能力不足還可以磨練，操守問題就很難原諒。第二，要「勤」，我常說，待人忠誠，處事忠勤。
我非常反對搞小圈圈。我在新聞局的同事，除了一兩位業務上的需要，曾繼續共事外，其他幾乎都因我自己忙碌而較少聯繫。
經國先生當行政院長時，辦公室玻璃板下擺了一張老總統毛筆親寫的字條「大陸上失敗的教訓就是搞小組織」。國民黨在大陸失敗，有李宗仁系、桂系、川系等等，就是歷史的教訓。最近有人說，這是誰的人，那是誰的人，如果我們還在搞派系，不瞞你講，國民黨也就差不多了。天下之大，只要是人才，都應受到重用。
到了整體翻修時刻
問：請談談黨務革新方案的基本精神？未來執行時有何預見的困難？應該如何克服？
答：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只因為黨務辦好政治就一定好。因為我們是個執政黨，所以我們跟「政」是不可分的。比如說選舉，不是因為黨務人員做好了就能贏，要「政」也做得好才能贏。
今天我們的黨已到了要整體翻修的時候。時代在變，過去台灣沒有高速公路，拼裝車可以上路，現在必須要現代化的汽車。現在有四十多個黨，其中還面臨具有挑戰性的反對黨，如果國民黨體質不做有效的改變，實在很難應付未來的衝擊。
前段時間，人家說我遭遇了很多反彈，因為人事的改動，通常阻力最多，而革新的事不僅包括制度，也包括人事，所以其實應該說，當真正推動黨務革新時，可以預見得到，或將面對更多的反彈。傳統的中國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把事情抹平了就好了，所以誰都不願去動。一棟房子如果要修整，一定會先有破壞。所以我想黨務革新將來會有阻力，但我也認為不能有些阻力就不革新。
新聞界應該支持、肯定正面的改革，如果肯定改革的意義，就不要存有看笑話的心理，這樣可以減少改革的阻力。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問：執政黨以什麼態度看待這次國是會議？
答：最重要是對「憲政改革」和「大陸政策」兩大問題尋求朝野共識，對未來有長遠貢獻。
為什麼要在這時候召開？時間的意義很重要。李總統競選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給自己勾畫出責任，在未來六年任期中，要為國家前途開創新局面。這兩件大事，一個是制度上的改革，將許多陳年老案解決，第二個是大陸政策有所突破進展。他很有誠意與決心做這些事。
至於象徵意義上，幾十年來，朝野人士能共聚一堂，是很難得的機會。美國有個女性香菸的廣告詞：「Baby, you have come a long way.」原來以前美國女人還不能抽菸，今天能抽菸都是一個突破。憲政改革尤其不是件小事，因此朝野的溝通，雙方都要努力。我們國民黨內建立共識，願意和反對黨意見領袖心平氣和地商量國事，都是很大的突破。
大家看到最近的風風雨雨，不要太感到憂慮，但也要警覺到還有很多事要做，絕不能單靠執政黨一方面的努力，要朝野一起來推動。
西方人常講，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不只執政黨，在野黨也要學著妥協。傳統上中國人認為「妥協」是壞字眼，應該要據理力爭，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中國人也常講「以大事小，有容乃大」。
民進黨在立法院一再反對表決，說我們有表決部隊，怎麼在國是會議中，拚命強調要表決？如果我們真的動用表決，又說以大欺小。從另一方面看，真正好的意見受到尊重，並不因其人數的多寡就失掉價值。換個角度言，真正朝野二黨能在規範中作這樣良性的溝通，而不是彼此沒有相容的空間，以致動不動就訴諸激越的行為，影響到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的祥和與安定，這正應該是負責任的執政黨所希望的。作為執政黨，我們有責任帶引國家邁向光明的民主前程，所有國民黨黨員也應該有此認識和信心；唯有對歷史負責，為民眾的福祉著想，國民黨才會在公乎競爭的時代屹立不搖。
問：有人認為是國是會議變成兩黨協商而不滿，你有何看法？
答：從實質來講，國是會議如果定位為黨派會議，我們對參加的人數、比例、成分都會斤斤計較，但國是會議從未被定位在此。否則總統怎麼會邀請許信良等人，反而很多本黨忠黨愛國的人都沒被邀請。
誰才有底線
從另一層面來講，國是會議既然有政黨人士參加，他們基於本身對黨的認同，因而希望利用這種機會去影響別人，這並無可厚非。民進黨說國民黨有底線，其實他們才有很多底線，比如在現場分發民主大憲章，這算不算底線？他們旗幟鮮明地主張某些事，很多國民黨的人對很多事反而沒有既定的堅持。
我們只堅持「認同中華民國、追求中國統一、追求體制內憲政改革」三個基本立場，希望以最小的社會成本，換取憲政改革的最大成功。
今天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我很欣賞；在野的不一定就是改革派，國民黨也不一定是保守派，只不過國民黨今天是當家的，對很多事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但並不表示它不肯改。
國是會議中看宋楚瑜
為期六天的國是會議中，宋楚瑜極少發言，但他不必手執麥克風，就是眾人目光的焦點，更像塊強力磁鐵，緊緊吸引了大批記者。
全體會議中，他坐在議場後排的中央，正可綜觀全局。
當在野勢力以「總統直選」為底線，退出會議的暗流激盪時，兩黨人士密商頻頻。宋楚瑜仔細聆聽別人，發言的機會不多，只見國民黨核心人士輪番上前去與他密談，他或低語，或領首，攝影機當然也不放過這一幅幅交頭接耳的畫面。宋楚瑜笑著對隔個座位的施敏場說：「不能說了，人家都在看我們。」
連他去洗手間時也勞師動眾。女記者等在門外，有位男記者進去一探究竟，出來宣布宋楚瑜正在裡頭與學者談話。五分鐘後，他推門而出，向記者投以會心微笑，眾人也爆出笑聲。
回應新聞界要求
他也不忘適時回應新聞界的要求。休會時間，他選擇一處以國畫為背景的僻靜地點，即席答覆詢問。先後趕來的記者重覆提出問題，他耐心地一一回答，自嘲「好像錄音帶，重放一遍。」
宋楚瑜面對記者時，說話不疾不徐，目光穩定，態度也很誠懇，但談話內容緊扣著「會議結束前，對問題實質本身不做具體意見承諸」的原則，任憑記者百般追問也難有突破性的答案。
一位外籍電台記者要求宋楚瑜以英語答覆問題。他的英語措辭穩健嫻熟，仍有當年政府發言人的架勢。
應幾位大會工作人員的要求合照後，宋楚瑜快步走向議場後的偏門，一貶眼消失無影蹤。三十分鐘後，他出現在圓山飯店門口，搭車離去，一位正在排班的計程車司機問：「那不是馬英九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