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最難能可貴的是與馬英九總統針對多項公共政策議題交換意見。
關於核四議題，馬總統一再強調，要透過公開透明的程序來達成，政府也要提供充分訊息。
康納曼則認為公投問問題的方式，很可能改變投票結果，不可不慎；而且只要是協商，就是持正反雙方意見的人馬互相妥協的過程，如果全部都「公開透明」，恐怕到最後會發現窒礙難行，一定要有一些「閉門協商」「私下討論」，讓大家可以各退一步，或改變立場，有個台階下，這樣真正理性有效的協商才可能達成。
在這場不對外開放的論壇中，《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中研院院士曾志朗和中央大學教授洪蘭也針對多項公共議題的制訂、經濟與環保之間衝突等表達意見。
環保署長沈世宏、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也就實際經驗出發，提出與公共政策制定相關的重要問題。
這場論壇中除了學者專家，還有許多重要企業家參與，包括台達電子創辦人鄭崇華、前中華電信董事長呂學錦、冠德集團董事長馬玉山、永豐金控董事長何壽川及電電公會理事長焦佑均。
會談中，康納曼及馬總統都不時認真側耳傾聽，勤做筆記，非常重視此次交流機會。會後，馬總統更邀請康納曼夫婦品嚐桌上台灣形狀的名產「鳳梨酥」再走，互動輕鬆自然。
以下是「理性思考與公共決策論壇」的摘要：
馬總統 看快思慢想—— 對核四爭議極具參考價值
高希均：一個社會要進步和成功，在政治之外，無形的觀念更是關鍵；要把觀念落實到政策，則需要理性選擇的過程。處理台灣目前公共領域各項問題，就是在變化的時代中，要用理性的判斷和選擇來讓社會進步。康納曼《快思慢想》這本書，告訴我們人類做理性決策的過程。
馬總統：提倡理性決策，避免直覺式判斷，康納曼教授在決策的態度和方法上的研究，對台灣制定公共政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尤其現在我們正在面對核四停建與否，應該採取怎麼樣的核能政策，才可以提高能源自主性，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是大家必須面對的挑戰。
反核人士多年來主張停建核四，政府最後的目標同樣是「非核家園」，不過是要立即達成？或逐漸達成？在表達意見之外，我相信如果民眾充分了解兩個選擇面對的挑戰和付出的代價，有共同承擔後果的共識，社會就會和諧很多。
核四公投還需要更多時間讓社會了解資訊，政府也要負責提供充分而透明的訊息，使民眾可以做最好的決定。我希望這次核四公投，可以扮演催生台灣公民社會的角色。
康納曼 看核四公投—— 加強溝通讓公眾了解專業判斷
康納曼：在制定公共政策這件事上，首先必須了解，民眾最終決定了政策成功與否。而民眾的反應，經常根據「動機」而來，包括他們對這件事情的相信，或是信任的程度。美國近來有愈來愈多人不相信科學家，否定科學以及專業技術的重要性。
到底應該以自己「系統一」的直覺來思考，或是深思熟慮的讓「系統二」介入？我認為，涉及大量專業技術層面的公共議題，應該以專業意見為主。不過如何教育公眾了解並接受專業判斷，是一門深奧的學問。
最近研究發現，政府想要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讓民眾認為是從自己利益出發，比較容易成功。舉例來說，英國政府想要提高納稅人繳稅的意願，當局發現威脅強迫不太有用，換個方式讓人民體認到其他納稅人樂於付稅，反而可以刺激他們的意願。從人民利益出發制定政策，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增加人民的意願和順服程度，來符合政府的期待和需求。
題目設定可影響公投結果
談到公民投票，最近行為經濟學有許多討論，甚至有不少批評的聲音。因為研究發現，公民投票非常容易被操控、被濫用。只要問問題的方式不同，就有很大的機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美國有很多公投議題，都有被濫用的現象。因為從題目設定框架，公投結果就可以被操控。
在討論政策公投時，這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我們得認清一個事實，就是人民對同一件事的反應，會隨著時間而不同。更具體來說，人民容易接受「新的情況」。
核能電廠興建與否，每個國家的情況和民情都不同，有些國家反核，有些國家卻持開放樂觀的態度。對人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恐懼」。以法國為例，因為核能發電由來以久，從來沒有核安事故，所以法國人民覺得核能發電安全，恐懼程度相對地較德國低。 有時太有安全感，反而會失去危機意識。但是當他們意識到有威脅，恐懼感就會大幅提升，所以暫時性反應通常會比長時間反應來得極端許多。政府在做長遠決策時，必須考量這點。
公眾的反應和態度，決定公共政策最後成功與否，而公眾的反應通常是情緒化的，只相信他們信任而且願意相信的事物。對於牽涉大量專業技術的公共政策，如何教育公眾接受專業判斷，就是一門學問。
快思慢想與公共政策制訂
提問1 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
高希均：面對經濟和環境永續發展的衝突，二位要怎麼做理性選擇？
馬英九：20年前我們修憲時就規定，經濟科技發展要和環境保護並顧。環境基本法也規定，當發生誰輕誰重的問題時，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傷害之虞，環境保護優先。
舉國光石化的案子為例，這在國民黨時代就規劃了，但籌劃和環評過程中引發當地還有全國環保人士的抗爭，擔心對濕地、白海豚生態造成傷害。
當我們知道專案小組的環評認為最好的情況是廠址移到外海10公里，就請中油不要再推動。因為繼續下去，就算對經濟發展很有幫助，不只成本增加，技術和可行性都大有問題。
當環境和經濟有衝突時，我們判斷它對環境的傷害是長期而且找不到折衷的解決點，就會決定停止。
康納曼：環保人士和經濟發展的衝突，全世界到處都在發生。想要解決衝突，就牽涉到談判，兩方是否帶著善意的態度來談判，決定談判是否達成共識。如果大家心中有定見，就很難達成目的，因為談判破裂常常是因為彼此不信任，認為對方帶著偏見來談判，這樣就很容易破局。
另外，因為談判需要兩方妥協，如果談判協商每次都公開透明，其實是比較難達成共識的。我建議在談判初期採取閉門協商的方式，而非開放給公眾或媒體參與，有時反而能進行得比較順利。
提問2 避免「事後諸葛」的偏見
曾志朗：有關公共議題決策，過程中常存在事後諸葛的偏見，使得評論家和大眾評估決策的時候，並不是從程序正義來看，常從結果來判斷決策過程，會導致事實的扭曲。影響將來決策形成方式及和現在如何解釋上，如何避免？
馬總統：公共政策例如年金改革問題，當然會有不同的聲音，勞工、軍公教體會到，現在不面對，下一代還是要面對，使我們更有信心來面對。雖結果不一定有掌聲，至少大家知道非做不可。公共政策必須採取坦白、務實的態度，告訴大家必須面對、共同承擔，這就是審議制的民主，如果落實，對公共政策品質或民主深化有幫助。
康納曼：公共政策很複雜，政府、企業多方討論，可以更有效率或減少錯誤的發生。企業內決策所牽涉團體目標完全不同，理性決策不適合大家一起做。
決策需要妥協，進行任何改變，有人贏、有人輸，輸的人會抗爭得很厲害。非正式接觸對不同團體都有好處，在私下場合聚會能激起人性和共識。 理性的企業內目標是一定的，如果有爭議，較好的處理方式，是讓過程很公平。有人在法律上會輸了官司，但如果過程很公平，較容易接受。
提問3 選舉支票的兌現
洪蘭：政策應公開透明，但因人有情緒，透過媒體會有偏差，訊息未達民眾，一般人不會像企業一樣可以超越情緒做決定。領導人要讓人民樂觀，但現在閣員常說會「死得很慘」。領導人的選舉支票是不是一定要兌現？如果是，閣員會覺得必須付出嚴重的代價。
馬總統：公投在台灣舉行過六次，人民會受到各種影響，政府的宣導是否有影響人民投票？民主不是完美的，否則希特勒不會得到支持。要我不兌現選舉支票是有困難。
有些是福國利民的事應該要做，例如讓海巡署有更多權限去執法。 康納曼：重點是人民是否相信決策過程是公平、透明的。經濟學上談的理性表示持續性、相信目標及方式是一致的，但人是不一致的，人類心智受到框架影響，一次只思考一個問題。
提問4 建立全民信任基礎
沈世宏：英國在狂牛事件之後，人民對政府和科學失去信任。大家現在反省的結果，就是要讓民眾公開透明參與。像是現在核四、國光石化、蘇花高等公共議題，如何讓有爭議性的公共議題，既有科學的根據，又有民意的基礎，避免只流於價值的判斷，讓事實能夠呈現，來達成全民的共識？
康納曼：如何恢復民眾對科學的信心？短程上來說，要做到這件事很不容易，因為科學家相信，只要他們提出事實，爭議就會結束。但是大部分民眾不是科學家，科學家跟民眾的看法不一樣。
對民眾來講，科學家提出的事實他不一定相信，科學家認為的事實，未必和民眾認知相同。
有時候民眾了解事情的來源，甚至形成看法，主要來自他信任的人。因此，要達成全民共識，最主要的並非強迫民眾接受科學數據，而是科學家一定要了解如何跟社會大眾溝通。民眾不太會接受統計數字，而是要用講故事的方式。
只不過，有一個領域，永遠不可能做到理性決策，就是在「低機率事件」的部分。像是「核災」就是個低機率事件。發生機率很低，後果卻嚴重到難以想像。而災難發生的機率若低於千分之一，或一億分之一，機率都已經太低了，然而對民眾來說機率都是一樣的，只要人們見識過災難的嚴重性時（如核災），便會傾向「過度渲染事件的危險程度」，因此面對這種低機率事件，理性決策就非常難達成。
提問5 快思慢想導入決策體系
李述德：政府是理性思考，但我們面對的是感性社會。所謂「快思」，我認為是國家戰略的思考，例如兩岸和平、租稅改革，但執行戰略則要「慢想」、與社會對話，這到底怎麼做？如何把「快思慢想」導入政府體系、社會民間、及領導階層，達成好的決策模式？
康納曼：你所說的快思就是「價值」「大方向」，到底人民要什麼？而要達成這個價值，就要靠理性的決策。我常談到，就像工廠生產線上需有品管機制，產品才不會出錯，政府也需要高品質的決策過程，決策才不會出亂子。
我曾舉過一個例子，為了要讓決策更有效率，可以從改變開會的方式做起。
開會應該怎麼開？與會的人應該在討論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提出自己的意見、解決方法和結論。這強迫大家先想一下即將討論的議題，而非腦袋空空進到會議室。
這不但讓開會更有效率，讓所有人的意見充分表達，保護一些真知灼見、一些與眾不同的想法、看法。否則有些人講話比較大聲、有些人口才好滔滔不絕、或是有的人官大學問大，領導者講了話之後，其他人就不敢反駁、不敢發言了，而開會也只流於形式。
閱讀《快思慢想》之後
曾志朗：為台灣社會的理盲找到解答
研究心理學的都知道，其實很多行為，我們不是很理性。假設到花街柳巷或者其他不應該去的地方，得性病的機率，將乎是八次裡面就會有一次得病。但是去這些場所的人都會覺得，得病的人不會是我。
反過來說，如果去買樂透，即使機率低得不得了，可是一券在手、希望無窮。你的想法會是：那一定是我，就是我會得獎。這些行為在心裡學研究上，還有康納曼教授書裡面所講的，真的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一一被驗證。
台灣現在到底是系統一還是系統二比較多？台灣這幾十年來，系統一愈來愈糟，系統二愈來愈低。某些不經過思考的東西就跳出來。所以台灣被稱為理盲的社會。
再舉PISA為例。某些人還沒搞清楚前就開始罵，這是康納曼教授提到的系統一在作祟，沒有好好地思考。這本書能夠帶給台灣社會什麼樣的啟發？怎麼樣不要讓理盲充斥社會？就吳寶春事件來說，被一報出來後，他敢去新加坡嗎？也許吳寶春本來想去新加坡，結果社會大肆討論之後，他就不敢去了，這就是理盲。
洪蘭：發現人的不理性
除去思考盲點 人不是理性的，怎麼樣讓自己比較理性？我家旁邊有一間松青超市，松青超市有個促銷活動，消費滿500元就贈送馬克杯。我妹妹為了湊足500塊，就叫我一起跟她買很多鹽巴，因為鹽巴不會壞。我問我妹妹說，家裡是不是真的缺馬克杯？我妹妹說不缺，我妹妹說馬克杯不拿白不拿，這就是印證康納曼教授的話，人不是理性的動物。我們無法抗拒免費的贈品。
再舉例來說，結婚的時候，其實你得到關於對方的資訊是不夠的，妳可能只知道對方的20％就嫁給他了。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做決策呢？《快思慢想》啟發我們的是，人性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而如何移除盲點，不要做完決策就後悔，這是我對這本書最大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