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為食亡，人為權死；問世間權是何物，直叫至死不放。
古今中外，不論帝王將相，左派右派，一旦掌權，莫不緊握手中，至死方休。此與意識形態無關，左派的北韓金日成父、子、孫，古巴的卡斯楚兄弟，委瑞內拉的查維茲等；右派的蔣氏父子，韓國朴正熙，越南吳廷琰，伊朗巴勒維，敘利亞阿賽德父子，不一而足。
權力集中不放，就算開國明君，也會日久玩生，就如乾隆；更不用說終將傳至昏君，禍國殃民，生靈塗炭。像蔣經國能「自我了斷」，宣布子孫不再當權，則是特例，甚至能像中共正常「換屆」，也非容易。
民主並不保證幸福快樂
人人都想掌權，那就改用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若干時間選一次總統（總理、首相），且限定任職的時間及連任的次數，用現代的民主制度，讓大家都做頭家。看起來人民當家作主，大家都平權了，豈不應該世界大同了？但事實如何？民主有比獨裁帶給民眾更多的福祉嗎？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但人民有免於貧窮、無知、飢餓、恐懼、疾病的自由嗎？印尼、菲律賓、泰國不也都是民主國家，情況又如何？有免除聯合國宣言中欲消除的苦痛嗎？就連自認為民主國家龍頭的美國，領取食物券（Food Stamp）的窮人達到4637萬，是總人口的15％；有850萬人嚴重營養不足，其中300萬是孩童，根本沒有免除飢餓的自由。 更嚴重的是也沒有免除恐懼的自由，不只在國際上要反恐，在國內也不得安寧。
美國每年死於兇殺案者達1萬5000人以上，每10萬人口就有4.8人因兇殺死亡，是挪威的10倍、荷蘭的5倍、英國的3.5倍，根本沒有免除恐懼的自由。 此外，雖法令已經通過，但全民健保至今還沒有完成，美國人連免除疾病的自由也沒有。因此，民主只是幸福快樂的必要條件之一，但並不保證一定能幸福快樂。
為何民主未必帶來幸福快樂？主因之一為，雖然「權」分給了每個人，但「錢」卻日益集中在少數人之手，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掌握了錢，在很多情況下也就掌握了媒體及權力，而掌握了媒體和權力，又更容易得到金錢。 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財富分配極度不均，使得民主社會「民有、民治、民享」的崇高理想，變質成「錢有、錢治、錢享」的不公義社會。
財富集中只有惡果
美國近20年的經濟成長果實，都被1％的富人拿走，使得40％的基層家庭比以往更窮。台灣也是如此。經濟成長幅度比不上所得分配惡化。
這就是為什麼2010年台灣經濟從2009年金融海嘯反轉，馬總統得意地大談成長率達到8％以上時，得到的卻是普羅大眾的噓聲。原因很簡單，近10年來勞工生產力不斷上升，但勞動者所得反退回15年以前，經濟成長的果實都被少數人搜刮走了。所以要使人民幸福快樂，平權之外，如何「均富」，更是重要課題。
放任錢、權、媒結合，欺壓弱勢
美國雷根總統及英國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其結果實與古典資本主義大同小異。就如馬克斯所言，資本家掌握了生產工具及通路，勞動者嚴重被剝削，此種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蔗農被迫只能以僅夠餬口的價格，將甘蔗原料賣給糖廠，因此不管國際糖價如何高漲，都與蔗農收入無關；一杯Starbucks咖啡3美元、5美元，但咖啡農只能得到幾分錢；象牙海岸剝取可可果實的勞工，辛勞一生至死，從未吃過一口巧克力。
理論上，市場決定價格，但實際情況常不是如此，而是被商、政、媒聯手操弄。
聰明才智過人、努力不懈、多勞多得、天經地義。共產主義強制平均分配，企圖提高財富的效用，但因為違反人性，反而導致均貧；且為了強制平均分配，需要強力政治介入，因此共產主義必然成為獨裁政體，人權與自由盡失。
民主制度已有心無力
美國是公認較為成熟的民主國家，有近250年的歷史，社會多元、學術發達，但其市場失靈、政府失能、民主岌岌可危。
相關文獻汗牛充棟，最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的《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譯書名《不平等的代價》）可為代表。商、媒、政結合，加上知識經濟及全球化推波助瀾，即使民主黨執政，即使99％對抗1％，也無法撼動半分。
台灣的民主成熟度距美國甚遠，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夫唱婦隨（一個坐牢，親屬代為出征當選），是標準的家族及財閥政治。我們不只合理懷疑，甚至可以確定台灣商、媒、政的結合比美國更嚴重。陳東升在1995就出版了《金權城市》，揭露財團與政客勾結，大炒地皮房產，謀取不當暴利的內幕，一時洛陽紙貴，引爆無殼蝸牛抗爭。如今18年過去了，問題只有更加嚴重。
最喜以「愛台」為標榜的某報業大亨，即是以各種不當手段炒房地產暴富的財團大戶，是財、媒、政結合的「最佳範例」。 台北市財政局長承認，2億元的豪宅每年只要交4萬元的房屋稅及地價稅；炒房賺了200萬元，只需要以36萬申報綜合所得稅，但是勞動者的薪資所得卻一毛也少不了。
健保防貧機制，岌岌可危
不論聯合國或美國的實證資料，均顯示致貧或家庭破產的首要原因，是家人生重病而沒有健康保險。全民健保在台灣受到高度支持，底層20％的民眾，每付1元健保費，可以得到5.2元的健保醫療（付的保費低，但就醫品質和一般民眾無甚差異）。台灣健保負擔及就醫公平性，被全世界公認數一數二。
但真正的「奇蹟」，是在一個極右的國家，居然會實施一個偏左的醫療制度（而且是唯一的一個），並成為台灣防貧的最重要機制。 可惜此制度因人口急速老化，費用將快速上升（每增加一個老人，健保每年要多增加5萬元支出），但承擔財務的青壯年大幅減少，醫療自負額已超過40％，基層民眾就醫日益困難。
二代健保中，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原本通過依家戶總所得計算健保費，財委會委員及財政部官員，在衛環委員會十餘次公聽會及逐條審查中，從未表示意見，卻因此法不利於富人，在法案通過前數日驟然推翻原案，改為更為不公、行政更為複雜，且收不到應有保費的補充保險費。 如此一來，最多5年，健保就將面臨財務危機，因病而貧又將在台灣發生。
共產制度更是改革無望
在大三通之前，曾受大陸某大醫院邀請前往演講，晚宴時，主人「曉以民族大義」，大談三通與統一的大道理。為避免陳腔濫調貫耳，就回了一句：「個人非常贊同三通及統一，且越快越好。」主人大樂，但我補了一句「先到延安去」，主人不解，問為何要到延安去，我回說：「再革命。因觀察大陸當前貧富差距，與國民黨時期恐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要統一，恐需到延安去從事再革命。」
於是主人一言不發，主客悶頭吃飯，草草結束，也是趣事一件。
十餘年過去，大陸貧富差距基尼指數高達0.6（財富完全集中在一人，基尼指數為1，完全平均分配則為0，北歐國家多在0.25左右），早已超過一般學者認為的警戒線0.4，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只次於南非。 雖中共當局近年以鉅資投入社會保障，但情況只有惡化，而不見好轉。自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貧富差距卻如此之大，長此以往，革命似不可免。
大陸學界與不少知識分子期待政治體制改革，實施民主制度，但如同前文所說，民主並非萬靈丹，除非中共政權趁著大權仍在握之時，能大幅消除權錢政治及改革稅制，否則即使民主化，結果依然是錢、權、媒體結合，貧富差距只會更加嚴重，不會改善。就如同印度、菲律賓或印尼的民主，廣大民眾仍不能免除貧窮、飢餓、無知、疾病及恐懼的自由。 總之，不論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還是實施共產主義的中國，由於對商、媒、政的結合都無力改革，勞動價值不斷被貶抑，貧富差距不斷加大。
如今，貧窮者已不再認為是自己努力不夠（self-blame），而是政經結構的問題（structure blame），99％對1％的鬥爭勢必出現，不是野心家藉此興起，如二次大戰前的德國，就是馬克斯的陰魂必將再現。
2010年末，北非與中東已掀起了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並迅速蔓延到包括美國華爾街在內的世界各地。廣大的弱勢群眾已對這個不公義的社會失去耐性，結果如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