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真是一個弔詭的年。全世界不少國家都在換領導人，弔詭的是：連任者均獲勝、保守者佔上風。一方面人民對連任者那麼不滿，另一方面更怕改變。
2013年，我的「安」與「不安」也是因為這個弔詭而來。我的第一個「不安」是：台灣民眾與政府間的信任產生惡性循環。
文化部長龍應台曾經說過：她最憂慮的是「這個社會的氣氛，對公務員高度不信任」。因為人民不信任公務員，公務員就會「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當政府部門不做與少做時，民怨必定上升，對政府就更不信任。那會是一個什麼景象？
我的第二個「不安」是：政府的理性與民眾的不理性沒有交集點。政府舉出全世界的評比數字，包括國民所得（以PPP計算），台灣的每人所得比日本、德國、法國、美國都好。我們的幸福感根據蓋洛普調查，也高於韓國、新加坡、日本。這些理性數字卻難以說服民眾。
民眾的不理性主要來自媒體，媒體只報「反常」，不寫「正常」。電視上一些名嘴聲嘶力竭告訴我們：台灣民不聊生，政府勞保會破產，退休人員生活不保，青年人被世代剝削……。
我的第三個「不安」是：在振興經濟和正義分配上的拉扯。振興經濟要用優惠減稅、更開放的政策來鼓勵企業投資，創造財富；但貧富差距加大的壓力使得政府卻步。政府稅收不夠，全民油電價不能調升，社會要求各種福利的呼聲高漲。台灣已成為稅收侏儒、福利巨獸。
我心中的安，是年輕人有夢
我的「安」，是慢想下的體會。
第一個「安」，台灣是華人最適合生活的地方。台灣治安良好，人民善良守法，沒有恐懼。我們的健康保險醫療健全，否則不會有不少人回國定居。英國《經濟學人》專刊在評定2013年何處出生嬰兒有「最好機會度過健康、安全、繁榮的一生」？台灣名列14，好過美、德、法、英、日、韓。
第二個「安」，是我們有共同的記憶。
1949年最後一批不出生在台灣的人已屆退休年齡。他們一生早已生活在一個擁有大陸各省，加上台灣，加上日本，加上歐美融合在一起的衣、食、住、行和娛樂文化中。他們一起走過從貧窮到富裕；一起上街抗議過公平選舉、尊重人權、司法獨立；一起為勞工、女性、殘障弱勢發聲。這就是我們共同的記憶，也就是台灣的文化。
我心中的第三個「安」，是台灣年輕人有「夢」。「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將牽著新竹新埔鎮來的水牛，在台灣地標「101」大樓不遠的停車場闢一梯田犁耕。
台灣年輕人可以選擇唱歌、拍電影、當瑜珈老師、開咖啡店，父執輩不再大驚小怪。哈佛學成歸國的女孩可以學做好吃的西點，開間網上烘焙屋。台北市政府去年提供貸款給一位年輕人出國取得飛行證照，完成夢想的他現在已任國內民航機師了。我真希望康納曼教授的「快思慢想」能映證在我的「不安」與「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