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東部南通巿轄下的海安縣，距離繁華上海三小時車程，是一個人口近100萬的快速發展城巿。像這樣的城市，全大陸到處都是，至少數百個。
從巿中心往西走，來到郊區胡集鎮謝河村，像大陸鄉下碰到的景象一樣。為了發展建設，原本當地約190多戶農舍已多數拆遷，僅剩三戶飼養一些牲畜、種些菜。
這樣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農村，卻上演了大陸各地仍在進行的汙染劇碼。主角是垃圾焚燒廠，使得安居樂業的農村全變了貌。
今年4月上旬，來到謝河村，只見一座焚燒廠矗立田中。這座焚化爐最早於2006年6月運營，但因不符環保規定，造成許多汙染，2009年10月停運。沒想到原址又繼續擴建，將於今年5月恢復營運，不僅焚燒垃圾，更將發電。
謝河村居民怎麼也沒想到，這座焚燒廠從2006年開始運行後，竟造成他們從此惡夢不斷。
垃圾焚燒廠排放毒氣，造成新生兒腦癱 謝勇，現年30歲，住家距離焚燒廠僅僅190公尺，是一般農舍，四周種著菜園。這四年來，因為小孩出生腦癱，一家四口疲於奔命尋找方法救治，很久沒有笑容了。
時間倒回到六年前。2006年，賽特天楹環保胡集垃圾焚燒廠從興建到開始營運前，謝勇及其他居民並沒察覺異狀。對他們而言，這是一項並不瞭解的新建設。隔年，2007年8月，新婚不久的他，得知妻子馬紅梅懷孕，喜不勝收。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這天，他的小孩誕生，是個男孩，更讓謝勇夫婦、爸媽笑得璨爛，將小孩取名謝震川。
然而，悲劇卻早從馬紅梅懷孕那天開始。因為當地垃圾沒做好分類，許多電池、廚餘、塑膠等有毒垃圾，全都混在一起焚燒。燃燒生活垃圾外，這裡也燒工業、醫療、建築垃圾，導致排放出的廢氣，含有戴奧辛（大陸翻成「二惡英」）、重金屬等有害氣體。 謝震川出生四個月後，家人才察覺異狀。
當時，一顆皮球突然從謝震川眼前飛過，小寶貝的眼球竟然沒跟著轉動、面部也沒有表情。結果，醫院診斷，小孩並非眼盲，而是大腦神經嚴重受損，腦發育不良，俗稱腦癱。不僅全身癱瘓、不會說話、沒有視力、聽力差，更只能食用流質食物，例如牛奶、米麩，甚至稀飯也不行，因為顆粒可能噎著，整個人近乎植物人。謝勇為了求子健康，便將謝震川改名謝永康，但無奈的是，小孩狀況並未好轉。
小孩龐大醫藥費，讓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4月6日，走進謝勇家中，只見馬紅梅抱著4歲大、10多公斤重、正在睡覺的謝永康。小孩每天24小時幾乎睡覺，難得醒來；甚至，因為患有癲癇，為了避免晚上睡覺自殘，大人必須輪流照顧。
「謝永康的癲癇頻率愈來愈高了，一不留意，他的嘴巴就自己咬出血來，」紮著馬尾、皮膚白晰，臉上神情卻始終沈重的馬紅梅心疼地說，小孩沒有行動能力，肌肉也萎縮。
採訪當天，中午用餐時間，謝永康的癲癇突然發作。馬紅梅馬上熟練拿起毛巾塞進小孩嘴中，過一會兒才沒事。
龐大的醫藥費，也讓謝勇一家人生活捉襟見肘。至今已投入4萬多元人民幣，包括謝勇父親的全部退休金，家中已沒積蓄。同時，謝永康只能依靠流食，加上大小便不能自理，必須使用紙尿褲，生活護理成本很高。
謝勇、馬紅梅分別在超巿、工廠工作外，原已退休的謝勇父親也出外打零工。
一家三口每月大約賺個2000～3000元人民幣。謝勇語重心長解釋，永康必須腦部開刀，但這是重大手術，須先支付20萬元人民幣，才能請領部份社保給付，他們根本無能為力。
司法依附在行政權下，法官遵照指示辦案
司法同樣沒站在謝勇這邊。2010年9月，謝勇對垃圾焚燒廠提出告訴，請求賠償，但經過一審、二審，即使出具多位專家意見，證明謝永康的腦癱是由垃圾焚燒廢氣導致，但法院仍不採信，判謝勇敗訴。
北京一位律師分析，目前中國大陸司法並不獨立，而是依附在行政權之下，因為重商主義，發展經濟仍是第一順位，法官必須「察顏觀色」，遵照「上面」指示辦案。
「老百姓真是求助無門，社會還有公平正義嗎？」謝勇不平地說。其實謝勇並非唯一受害者。2008年前後，謝勇居住的地區，除了馬紅梅，還有三位孕婦，其中一位嬰兒胎死腹中、兩位早產。附近190多戶居民每日吸進大量廢氣，罹癌人數更是急增。從肺癌、肝癌、乳腺癌、淋巴癌、到胰腺癌，都有人因此去世，總計30～40人，成為名副其實的癌症村。
當地村民丁小姐的母親，甚至罹患罕見的肝上皮樣血管內細胞皮瘤，2010年5月被診斷發現，隔年9月便過世，去世時才60歲。丁小姐回憶，她母親身體一向健康，但那陣子突然身體不適，食欲不振、時常嘔吐，前往上海檢查，卻為時已晚。「垃圾焚燒汙染，根本就像一把軟刀子，殺人於無形，」丁小姐氣憤地說。
為招商，地方政府便宜行事，沒盡到把關責任 這座垃圾焚燒廠，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關鍵在於，從興建前的環保評估、施工、到正式運轉，全都不按規定執行。
海安縣隸屬於江蘇省中部地區，過去經濟發展不若江蘇省南部的昆山、蘇州、無錫等地。為此，海安近年來積極招商引資。
這座由民營企業、江蘇天楹賽特環保能源集團經營的垃圾焚燒廠，正是海安政府重點工程。總投資額436萬美元，每日焚燒垃圾100噸以上。
只是，為了招商，政府可能便宜行事，沒有盡到把關責任。 首先，城巿生活垃圾焚燒廠的註冊資本至少1億元人民幣，但天楹賽特僅2200萬元人民幣。
其次，沒有安全距離。2004年、2005年，大陸環保部門定出800、1000公尺；2008年減為300公尺。
但無論哪個標準，海安這座焚燒廠都沒做到。按理說，焚燒廠2006年6月正式運轉前，周遭居民就得遷移，但遲至2009年下半年，才遷移距離最近的六戶人家。
其三，焚燒廠營運前，必須環境評估，也要徵求居民意見，但這些步驟全都沒有執行。謝勇質疑，他和其他居民事前全沒接受過調查，但報告卻有他們同意，「不知焚燒廠找的是哪個謝勇？」甚至，在居民不斷申請訊息公開下，南通巿環保局才承認，這座垃圾焚燒廠一直沒辦理環保竣工驗收和排汙許可證。換言之，從營運第一天起，全是無證運行。
焚燒廠非法營運多年，對當地環境、居民毒害大
更氣人的是，營運三年多，2009年10月被迫停止運轉後，原址還擴建升級，規模更大，總投資金額更高。新廠依然由原來的運營商建設管理。因為擴廠，居民難忍之痛再次上演。2009年11月2日，當地政府下發遷移距離300公尺內的住家。「拆遷對老年人安度晚年、自己安居樂業、孩子的健康成長都是十分有利的，」這樣的拆遷通知等於承認，過去焚燒垃圾造成的衝擊。
正是這些文字敘述，提醒了謝勇夫婦與其他居民，或許謝永康的腦癱、以及家人罹癌、牲畜死亡，都和垃圾焚燒廠有關。例如，戴奧辛導致孩童牙齒結構異常的病症，和謝永康的症狀相似。謝勇和謝永康一同前往上海新華醫院檢查。結果確認，謝永康的疾病並非遺傳。
謝勇向各級政府反應此事，全沒回應。他向海安縣環保局申請焚燒廠的排汙監測報告，但對方只願公布2008年5月後的數字，因為國家環保總局《資訊公開暫行辦法》是從2008年5月才執行。換言之，馬紅梅懷孕期間，從2007年8月至2008年5月的監測報告，無法取得。
更離譜的是，謝勇上訴二審，再次申請這段期間監測報告，海安縣環保局竟然回覆法院，這份報告已經被幾個實習的大學生弄丟了。
社會不公不義，人民是俎上肉，只能任憑宰割 採訪當天，《遠見》看到謝河村多數住宅都被夷為平地，僅剩三間住宅，其中一戶就是謝勇的家。
在這片廢墟中，發現了一處白布、木頭搭建的簡易帳棚，裡面躺著一位臥病在床、70多歲、已經退休的小學老師丁老師。他和他的太太，從今年1月16日起，無論刮風、下雨，就住在這不到兩平方公尺的空間，任憑風吹雨打。
當時，拆遷人員沒有得到丁老師同意，還是強制拆除他們的老家，甚至還把已經癱瘓、沒有行動力的丁老師拖到外面，以便作業。當時，丁老師對著他們質問，中央不是在2009年下令，不能強拆人民的房屋？對方竟回應，「誰給錢，我們就聽的話」，似乎沒把中央法令規定放在眼裡。
當地居民看到台灣來的陌生記者，紛紛圍了上來，氣氛好像看到了「包青天」，異口同聲述說著他們的悲慘處境，因為求助無門，也只能這樣宣洩了。
「如果焚化爐無害，為何要我們搬遷？」謝勇現仍持續維權，希望政府「真心」為人民服務，出面解決謝永康的問題。 而這樣的爭議，在全大陸還不知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