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與水利工程需要融合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濕地對台灣的重要性為何？
李鴻源答（以下簡稱答）：事實上，濕地不只是對台灣重要，對全世界都很重要。
我是學水利工程的，水利工程過去是不談濕地的、不懂生態的。但愈來愈多例子，讓我們看見兩種思惟應該整合。
我開始注意濕地，大概是2004年左右，當時我以學者身分，受邀解決台北縣（現為新北市）的汙水問題。當時，北投的汙水，要經過關渡自然公園才能進入淡水河。但是若在關渡自然公園內蓋一座汙水廠，不但奇怪，而且會很貴。而關渡自然公園裡最多的是什麼？就是濕地嘛！
濕地處理汙水 水資源可再用
於是，我就做了8公頃的人工濕地，精準計算水路、考量植栽怎麼配置，把水導到八個不同的池子，水在裡面待四至五天，就變乾淨了，一天可以處理5000噸的生活汙水。如果是一般的汙水廠，至少要花2億，但那個人工濕地才花了1300萬台幣。
後來，我當台北縣副縣長，又設計了將近300公頃的人工濕地，一天處理30萬頓的生活汙水，是彰化縣全縣一天的汙水量！不僅節餘了八成的工程預算，而且，這30萬噸的水也不再是汙水，而有生態、景觀、休憩、教育多重功能。
台灣現在汙水處理的做法，是水到了汙水廠，完之後就放掉了。但是，濕地卻可以把水留在生活的區域裡。
現在台灣水資源還沒那麼緊張，等到有一天缺水時，那些水都是可以用的。善用濕地的保護作用，又把水留住，是推動《濕地法》很重要的因素。
問：既然用人工濕地處理汙水有那麼多好處，台灣過去為什麼沒有做？
答：台灣過去處理汙水的主流思考，是追求汙水下水道接管率。但是，汙水接管的速度慢、而且非常貴。以新北市為例，如果在板橋、新莊、永和這種人口密集的地方，接管是有道理的，不過若到平溪、雙溪這些人口稀少的地方，接管不但不實際、也不敷成本。 2002年我參加歐盟的「現代都市水管理計畫」，那個計畫開宗明義就說汙水下水道接管率不是文明的唯一指標。
我和他們一起工作，把自己從一個水利工程師，變成慢慢有點生態和景觀的概念。
千百年來，我們的祖先都沒有汙水處理廠，靠著植物的根隙、石頭之間的微生物膜就能處理汙水。我只是把古人的智慧，用非常精準的人工計算、量化，變成可操作的規範。
現在，這種汙水處理概念是世界趨勢，全世界有33個示範點。儘管我們不是其中一個，但歐盟同事都很驚訝，我們怎麼做得這麼快？連中國大陸環保廳的廳長來台灣考察，一定要去新北市看那處理汙水的人工濕地。
濕地遇上開發 需評估補償
問：你認為推動《濕地法》，會遇到最大的困難為何？
答：工程開發單位一定會有疑慮，《濕地法》一推出，是不是甚麼都不能動了？這我們一定得考慮，因為工程開發免不了會經過濕地。要思考的是，在濕地裡如何維持經濟行為？
在《濕地法》中，很重要的工具就是補償機制。當濕地不得不遇上開發時，過程中要有完整的評估調查與補償機制。
以我自己的經驗，我非常有信心可以告訴你，萬一濕地破壞了，如何補得回來？倘若真的要補，在哪裡補？評估機制是什麼？這些都有量化的數據支撐，都要清清楚楚。
如果有合理的機制、並且能講清楚，開發單位就較能接受。如果為了保育、什麼都不能做，這法在台灣就行不通。
很多環保團體會質疑，真的能補得回來嗎？我也常和環保團體講，台灣這麼一個地小人稠的地方，不得不碰到生態敏感區，總不能無限上綱，什麼開發都不能做。只是在這種狀況下，如何達到雙贏？ 當然，如果因補償做的人工濕地，也要考慮，後來的這塊濕地和原本的關係是甚麼？
最怕的是開發單位，在旁邊做了一個池塘，但是一點功能也沒有。就像過去許多開發商為應付環評，做了根本沒有用的東西。
國土三法須完整規劃思考
問：「國土三法」中，另外兩法《海岸法》與《國土計畫法》之前就曾經送入立法院，然而一直遲未通過。問題為何？
答：《國土計畫法》之前所以在立法院進進出出，我的感覺是，假如照以前的版本，就算再100年也不會過。
我看了最原始的版本，以高度來看限制項目，照這種分法，整個瑞士（都在高山上）就不能住人了。 但是，山上有安全的地方、也有危險的地方，不能要山上的人都要搬下來，這不實際。另外，也不能只針對山上，平地也有安全和危險的差別，也要區劃出來。
重要的是把防災地圖、災害顯示圖、生態敏感區和台灣土地套疊，就會發現，不同的高度，都有危險的地方、也有安全的地方。危險的地方該怎麼辦？只能作保育，不能做其他使用。若住了人，要把人遷下來，則要有相關補償措施。
若是介於危險與安全的灰色地帶，例如土石流黃色警戒地帶，可以有條件使用，但政府要把配套的預警系統做好，當地經濟行為也必須受到約束，約束的話，也要有相應的補償措施。
「穿著西裝改西裝」難度高
我是唯一有工程背景的內政部長，我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做一朵內政部的「雲」，雲就是龐大的地理資訊系統，防災、戶政、社福、生態資料都可以套疊在一起，讓一個地區有多少人、多少產業、多少生態資源、甚至裡面有多少老人安養中心，全部清清清楚。
我們現在的難處，台灣土地大多私有，牽涉到土地徵收，爭議較大。再者，都市計畫都過了、人也住了，現在才要去訂《海岸法》《國土計畫法》，只好「穿著西裝改西裝」，實在很困難。
舉例而言，《海岸法》現在推動，其實已經有點亡羊補牢，甚至可能補不了那個牢，我們已經在海岸住了太多人。
以前，我在擔任水利署長時，最驕傲的成就就是90％的海堤都用消波塊做好了。在1980年代，從水利工程師來說，那是不得了的成就啊！
但今天回過頭來講，應不應該放那麼多消波塊？嚴格來說，應該不要。但前提是，也不能住那麼多人。如果已經住了那麼多人，又開拓了濱海公路，大浪打上來，誰負責？ 所以，台灣民眾要想的是，你到底要什麼？如果，你想要有方便的公路，很快地到海邊，那就一定要丟消波塊；你不要醜醜的消波塊，好，大家都走路去。
這兩件事大家要講清楚，魚與熊掌都要，那不可能。我們必須找出，台灣共同的價值觀是什麼？（王美珍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