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對鴻博大學(以下簡稱鴻大)和西柏林自由大學的評價如何？
答：兩所大學的淵源相似。二次大戰後柏林分裂，在東柏林這邊的威漢斯大學改名為鴻博大學，西柏林那邊覺得必須建立一所大學相抗衡，就是今天的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i Berlin)。兩校分屬不同的政府管轄，又缺乏官方協定。
所以過去不太可能有正式的交流，但是在兩校學院間還是有不少非正式的合作經驗。柏林圍牆開放當天，我和自由大學校長見過面，上星期我們還就兩校交流問題共同討論了一番。 問：你認為鴻大在那些領域領先自由大學，而在那些方面則是自由大學勝過鴻大？
答：兩校的醫學科系具有相似的架構，可望有合作的機會。自由大學校長表示，他們有較好的技術和設備，將來可供鴻大分享利用。鴻大具優良傳統的社會科學。我相信也能引起他們學者的興趣。
公開的氣氛
結論是，兩校可以共同開創以下四個領域：第一為環保研究；第二為經濟科學，將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第三為太空科技，發展衛星計畫；第四為教導年輕人追求精神和平並克服內在衝突的研究。
問：身為教授、學者兼校長，你對於一所好的大學抱有什麼樣的理想？
答：科學必須是自由的，對政治界限要表示尊重，但不能妨礙到科學知識的交流。學者應該能夠自由交換彼此的意見。
科學具有社會、文化。經濟三項功能。所以絕對需要公開的氣氛。唯有落實到社會大眾，這三項功能才能達成。
問：在過去四十年中，你覺得政治因素有沒有阻礙大學理想的實現？
答：我想是受到了一些限制。過去，社會科學不是被誤用就是作為政治用途。我們教導的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列寧思想為重點，這是需要改變的。以後我們將教授各類學說觀點，避免僅以政治眼光來看社會科學。
此外，由於社會生產力低，自然科學方面我們得到的技術支援也不夠。即使我們的科學研究在國際上受到肯定，但因國內工業水準太低，以致研究結果始終無法有效運用到工業和經濟發展上。
不存在的理想
問：你是否希望將來鴻大可以完全脫離政治因素的影響？
答：我當然希望有這麼一天，但是真正完全自由的大學是不存在的，大學的完全自治是一種理想。但我確信在往後的幾年中，鴻大將有更多的自治權，它對社會的責任和影響也將相對地增加。
問：前面提到鴻大有很好的科學研究，但整個工業的水準卻相當低，原因在那裡？是學術研究和工業無法銜接，還是學生無法貢獻所學？
答：雖然工業水準不高，我們仍有生產一百萬位元記憶體的能力，這種技術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做到，可以證明我們在微電子領域的國際地位。
問：鴻大和西方的大學有沒有聯繫或合作的經驗？
答：有的，我們和四十四所大學保持良好的友誼，其中包括位於莫斯科的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等。此外，三十九所西方世界的大學和鴻大有校際協定，譬如墨西哥大學、東京帝大在內的四所日本大學、巴黎的六所大學等，還有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
統一的時機未到
問：可不可以談談你對過去幾個月東德情勢變化的看法？
答：我想這個變化的發展是必然且合理的。邊境開放的時問似乎還可以再早一點，這並不表示一九六一年的邊界關閉沒有必要，而是現在和當年的情況不同。
一九六一年以前。由於東西兩邊物價懸殊，邊界完全開放使我們每年蒙受上億美元的損失。當東西兩邊的生產力、物價慢慢接近，貨幣也可互相兌換的時候，必然會走向開放邊境這條路。
問：你認為東德脫離西方世界四十年，對國家的發展有沒有阻礙？
答：我不認為有阻礙，我想大家應該瞭解戰後東西德不同體制的狀態，並尊重這個事實。
德國的統一勢必影響到戰後秩序的改變，而從國際間的反應，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沒有一個國家強烈表示支持戰後秩序的改變。英國柴契爾夫人和法國密特朗總統也認為現在還不是談德國統一的時候，可能的辦法是，東西德在將來採邦聯制，各自擁有合法的主權。因為東西德人民具有相同的歷史、語言及文化，這個邦聯制度只能視為兩德問特殊關係的表徵。
問:你是否認為一國之內可以同時有兩個主權獨立的政府？
答：這正是邦聯的基本定義。事實上，我們確實是一國內兩個完全獨立的體制。假設西德仍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而我們也繼續按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發展下去，必須考慮到的是，西德的資本主義很可能已不是馬克思描述的那樣，而東德的社會主義也和史達林時代的不盡相同，兩種制度將不必排除基本差異，就會慢慢靠近。
讓人民來選擇
不過我想重點應在解決人民的利益問題。在社會主義七十二年的發展歷史中，實際執行上錯誤百出，就這點來說，資本主義可能較為合適。就讓這兩種主義在互相尊重。互相認可的前提下來次公平競爭，讓人民自由選擇他們想要的制度。
問：你預期台灣和東德間，有沒有可能在貿易、官方接觸或者學術交流方面有進一步的發展？
答：我想是有可能的，特別是因為台灣和東德在許多領域中的發展地位極為相似。我要讚揚台灣在自然科學，尤其是微電子方面的成就。如果我們合作，將能在一些科學領域中達到世界頂尖的地位，對於合作關係，我是樂見其成。
(任孝琦訪問、王慧芬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