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與他相識的朋友及受教於他的弟子，都被他的人格特質所吸引：做人上：謙和、友善、熱心；做學問上：知識淵博，嚴格自律，也嚴格要求學生。他對中國學生尤其如此：「你們要爭氣。」
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學修經濟發展（1961～1964），選過顧教授講授的總體經濟、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理論。那正是他學術生涯中豐盛的年代：投入重要的研究，到各處演講，卻極少缺課；與他約時間請益時，也很快可以見到。他對學生——特別是中國學生——態度上親切，評分則從嚴。
1940年代顧老師在哈佛讀書時，大師如雲。他受教於Joseph Schumpeter、Gottfried Haberler（論文指導教授），Alvin Hansen等。畢業後曾在聯合國短期任職，後即應聘至密州大經濟系任教。1968年時獲選為我國中研院院士。他在國際貿易理論上著述豐富，並出版《台灣土地改革》。他與劉大中、蔣碩傑等院士，就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年代——1960～1980——向當時的二位蔣總統建議要減少管制、保護、補貼等政府的干預，大力倡導台灣要走向市場經濟與自由化。
在那個年代的暑期，我常返台參與李國鼎先生主持的人力資源及經濟策略研究。有時一起在台北參加國際會議，顧老師的中文可以講，讀與寫則吃力。他與那時的首長如俞國華、孫運璿、李國鼎、蔣彥士、李煥、趙耀東等，都有政策上的對話。他最關心：台灣如何走向自由化，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另一是台灣如何能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產生資源整合的效果。一生鑽研國際貿易上「比較利益」理論的顧院士，內心一定希望除了歐盟之外，再能找到一個他「祖國」的例子，那就是兩岸的「整合利得」（gains from integration）。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三年前的7月，他來台參加院士會議後，我去南港接他及于宗先院士到台北小聚。健康已日漸衰退，不斷地重覆：「我們中國人現在出頭了。」「60年前到美國讀書時，中國學生遭受很多歧視，那時只有靠自己把書念好，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這使我想起47年前的春天（1964），博士論文口試時的一幕。顧老師是五個口試委員之一，不是論文指導教授；但他問了最多的問題——有些我自己知道是答得很不好的。當指導教授宣布口試通過後，顧教授面帶微笑：「我們知道那些你是知道的；但要發現那些你是陌生的，你就要在這方面努力。永遠記得：You can always do better。」從那時開始，這一句話變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銘：「永遠可以做得更好」「永遠要不斷的進步」「永遠有改進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