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得的，身為大陸媒體人、知名電視主持人楊瀾，便擁有這樣傲人經歷。主持經驗超過20年的她，豈止訪問過台灣政商名流，其實從大陸到各國政要、明星、企業家、名人，多如繁星的受訪對象，串起她光榮的勳章帶。
她同時擁有多個身分。與夫婿吳征所創辦的香港上市公司陽光傳媒集團，讓夫婦兩人躍升中國最富有的群體。但在擁有鉅額財富後，她並沒有放棄熱愛的媒體工作，她在鳳凰衛視所主持的《楊瀾工作室》也已經堂堂邁入第十年。
身為中國商界、媒體圈、文化圈的秀異精英，楊瀾自然也被網羅成為中國的政協委員，為政府建言獻策。九年多來，她一直關注教育議題，不斷為中國的下一代發聲。
在陽光燦爛卻微寒的北京，楊瀾在王府井的陽光集團辦公室接受專訪。招牌的俏麗短髮與高雅的穿著，卻沒有炫人的距離感。如果要比擬台灣媒體人，或許可以說是陳文茜的宏觀自信與蔡康永的溫暖貼心的結合體。
多次採訪過台灣聞人，並且有不少台灣好友的她，當問起她印象最深刻的台灣採訪對象時，她說出了一個久違而令人訝異的名字——高信疆，前《中國時報》副刊的主編。她說高信疆對於文化的理想主義深深地感動了她，也曾經想一起奮鬥一些有意義的事，可惜天不假年，他先走一步。
在定位自己的時候，原以為會聽到一些激勵人心的答案，未料到她回答：「我只是一個俗人，」只是在一個不完美的工作環境下創造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以下是楊瀾接受《遠見》專訪的精華：
關注教育 讓下一代有選擇權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做為一個大陸媒體人，你最關注哪些大陸的議題？
楊瀾答（以下簡稱答）：我擔任大陸政協委員九年。過去有兩類提案較多，一是有關慈善公益立法，另一類就是關於教育。
我做第一年委員時，就希望推進慈善立法。因為大陸差不多有300萬的慈善和公益組織，但其中只有1∕10能合法註冊。這使得他們在稅收和運作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難。比如說人家捐錢給他們卻不能夠得到稅收的優惠。
另一方面我認為中國的社會組織發展，是需要跟上的。因為政府不可能包辦所有的事情，需要非常發達的社會組織。其實在過去的五年我也成立基金會（2005年成立陽光基金會）。一直做公益組織高層人員的培訓，與哈佛大學、北京大學長期合作，然後去年基金會和比爾．蓋茲基金會聯合舉辦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慈善晚宴。
推動慈善立法，推動社會組織的成長，一直是我很有認同感的一件事情。我最關注的就是有關社會管理的創新，過去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當時中國的慈善捐款就從過去每年平均70億人民幣（以下單位皆為人民幣）上升到700億，到去年還保持600億。汶川大地震這一年也被稱是公益元年，但金額看起來不小，卻是只占大陸GDP的千分之1.49，整個社會組織是沒有發育成長的。
問：據報導，妳也特別關注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為什麼？
答：過去基金會一直資助弱勢的農民工教育，我們主要是通過藝術和課外教育來彌補他們教育的不足，這就發現中國有上千萬的青少年是跟隨他們的父母進城，政府也希望這些青少年在農民工的學校讀書，但是他們能讀到九年就不錯了，離他們能工作的年紀還有兩、三年。
像北京很多青少年是讀普通高中要念大學的，所以北京的職業高中是招不滿學生的，但這些孩子卻因為不知道職業培訓的途徑，所以沒有上職業學校，而是在家沒事幹。
我認為國家要有好的發展一定要給年輕人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還有社會融入的機會，他們跟父母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們可以規劃自己的職業前景。
看台灣媒體，愈來愈碎片化
問：1993年妳就到過台灣，能不能介紹妳跟台灣方面的互動？
答：我曾經專訪過多位台灣重要人士，包括了證嚴法師、星雲大師、馬英九、宋楚瑜、連戰、李敖、龍應台、朱銘。
而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時，有提到怎麼樣通過政府採購服務的方式，讓民間機構能享受公共的文化服務，那個時候政府採購的話題對大陸是新鮮的，這些年深圳、北京，就開始用採購的方式培養公益組織。
問：台灣很多組織跟宗教有關，他們也想進入中國，妳怎麼看？
答：我相信這個口會愈放愈寬，但是我不能確定政府的決定會如何，但在大陸很多骨髓配對是慈濟做，這產生正面的效果。
問：2010年妳又到台灣，同時第二次採訪李敖，相隔1993年妳第一次到台灣採訪，這麼多年台灣有什麼變化？
答：從媒體人的角度觀察，我覺得台灣的媒體愈來愈碎片化、娛樂化，向內看比向外看多，對國際關注降低，我認為這個是世界性的，就連現在美國的新聞也變得比較娛樂化。我認為是大家對資訊接收的習慣在改變。
問：妳跟許多台灣媒體人是好友，這部分能不能談一下，而妳的好友台灣主持人蔡康永跟妳有沒有什麼共通性呢？
答：五年前我曾請蔡康永到大陸來，他那時主持的《真情指數》跟我的很像，就是著重「人情的溫度」。
我當時曾想要跟他一起主持一個能夠讓海峽兩岸的同樣領域的頂尖人物來對談，但因播出平台的因素不了了之。
蔡康永跟小S主持《康熙來了》，他能在最娛樂、最八卦的節目保持品味，這是最難得的。去年在北京訪問他，他說沒想到妳節目做了10年還能做，太奢侈了。多元性以及包容性，相對開闊的視野和豐富的人生經驗是我跟他類似的地方。
經濟學家林毅夫 受訪時落淚
問：妳專訪知名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忍不住掉淚，而過去專訪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時候，她真情流露落淚，這兩次都引起相當的關注，能不能談談這兩次專訪始末，橋段有特別的安排嗎？
答：中國農村問題是最難卻又最基本，慢慢瞭解到他（林毅夫）身世的背景，因為兩岸的時局變化，他是親歷者。前年跟他做訪問是在法蘭克福，那時他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實際上我就是講到他從研究中國農村問題到研究世界貧困問題，服務的面愈來愈廣，社會價值愈來愈大的過程，所以我就問：「如果您父親還健在，您父親對你現在的成績會滿意嗎？」他就哭了，這是我完全沒有想過的狀況。
而專訪王光美與她哥哥會面那一次，也是完全沒有特別安排的。
問：妳如何拿捏媒體人和政治人（身兼政協委員）之間的分寸？
答：一個人能夠趕上歷史的轉型期，是太難得的事情了，所以我回到中國發展。
而且如果可以施予正面影響，我認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為在轉型期，所以會碰到一些衝突與制約，也因此體會到人不可能在一個完美的環境下工作，只能說是在一個不完美的工作環境下創造有價值的東西。
我認為社會需要兩種人，一個是旁觀者、批評者，愈尖銳愈好，還有一個是在做事的人，他要考慮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做的代價是什麼。我的自我選擇比較像後者，亦即媒體人的角度，因為是民營公司，在大陸不能報導純新聞節目，所以我可能人文多一點、專題性多一點。
尊敬陳光標 但不贊成發紅包
問：妳對中國首善陳光標到台灣行善，有何看法？
答：我對他的動機是很尊敬的，但我反對他發紅包的方式。第一、這帶有施捨的意味，第二、他不知道發出去的人是誰？所以這種不論對象只捐款是不對的。第三、這樣只是公開表示對慈善機構的不信任，但可理解，可能因為大陸某些慈善機構的效率很低，不過這對社會發展是不好的。
問：妳的多重身分是否會讓妳有所困擾？因為妳政協委員身分又代言商品，曾經產生一些爭論，能不能談一下這一部分？
答：一定有矛盾的時候。因為這是個轉型的社會。但是我並不覺得有所衝突。
第一、我並沒有圖利於某方。第二、我代言的廣告一定是環保的、好的、安全的。
我比較常出現的矛盾衝突，大多是因為我的媒體理想和商業上的衝突。
比方說我做訪談節目是希望有國際視野，但是同時也要顧慮收視率。
這對我來說是衝突的，因為我是一個商業機構，應該要以利益為準。我認為做媒體有三個鋼絲要走，是商業、一是政治、一是文化，其實是滿辛苦的，需要不斷的調整。
問：妳採訪過一些台灣人，哪幾個妳印象深刻？
答：收視率角度來說是李敖、陳文茜，但是影響我最大的是高信疆，我應該是在1999年訪問的，他帶有五四精神、人文情結、理想追求，這讓我印象深刻。
問：妳如何定義自己？
答：我是一個俗人，個人的商業利益要追求，也希望文化理想存在，對社會也要有貢獻。我需要顧全一切，也要莫忘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