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不等人，台灣留住及延攬優秀人才的相關規定，問題重重。相關政策、法令的精神以防弊、監理為主，而非從服務、保障角度出發。如果再不改善，國家競爭力岌岌可危。
相較香港、新加坡，台灣人才制度僵化，早已不是新聞，但最近，不僅沒有改善，更是雪上加霜。
前一陣子，行政院行文各部會，要求工研院這類的公股財團法人，董事長或高階經理人的薪水上限，不得超過部長月薪18.5萬元。
結果，最近幾個月來，工研院一個新進的資深專業人員都聘不到。
「薪水實在太低了，」不支薪的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近來白頭髮增加不少，他無奈地說，過去，國外人才來到工研院，薪水比歐美少了一半，但至少還保有20多萬新台幣，「這樣都已經不好找人了，將來想必更難。」
中研院經濟所所長彭信坤就比較，1989年他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時，只有兩個選擇：留在美國或是回台灣。
但是20年後的今天，人才流動已經國際化，台灣生、台灣養、再到海外拿博士學位的人才，就業選擇就很多了，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到處都可以去，加上台灣薪水偏低、學術機構招聘新人，從系所、到學院、再到校方的審查時間，常需要半年，人才哪能等這麼久？更讓愈來愈多台灣子弟，讀完博士後直接到別國工作，報效他國競爭力。誰還要回台灣？
人才留不住 外面的人才進不來
外面的人才無法引進，現有的人才，也留不住。近年來大陸為了發展高科技產業，在全國各省巿成立39個工研院，大力挖角台灣人才。據悉，台灣工研院的薪水給多少數字，大陸完全比照，但幣值全都換成人民幣，增幅四倍以上，讓人很難不心動。
「台灣是假資本主義、真社會主義，根本不尊重專業，」蔡清彥再次無奈地說，當初工研院以財團法人方式設立，就是為了制度、薪資、福利彈性運用，有利延攬人才，但現在卻訂薪資上限，台灣人才競爭力正在流失中。
工研院不是個案。近年來，從中研院、國科會、頂尖大學、到民間企業，已有許多台灣培養多年的中堅分子用腳投票，移民海外地區。
但同時，台灣吸引外國高階白領，成效卻差強人意。勞委會職訓局統計，在台灣的外國專業人員，僅有2萬5000多人，遠遠不及新加坡的60多萬人。
「政府根本說一套，做一套，」國民黨立法委員蔣乃辛憂心忡忡地說，「現在應要全面檢討落伍的法令制度了。」
應儘速全面檢討落伍法令
的確，台灣留住及延攬優秀人才的相關規定，問題重重。
首先，在留住人才部份，台灣薪資給得太少，尤其學術機構。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教授胡同來解釋，無論中研院研究員、或大學教授，因為比照公務員職等，只要公務人員沒有調薪，大學教授薪資也不動如山。
而公教人員調整上次是2005年，調整3％，但大陸幾乎每年10％以上，台灣薪水低得令人心碎。
不少機構，即使民股股權超過一半，不受法律限制，但因具有公股色彩，為免背上「有違社會觀感」之名，也無法大展拳腳。
以台灣高鐵為例，從法律上而言，明明就是民營公司，但因泛公股股權（國營事業、公股行庫、基金會等）最高，接近四成，加上董事長歐晉德又是公股代表，必要時須至立法院備詢，導致薪資水準也不如民營企業。
2年前，台灣高鐵三位外籍副總，因為技術專業，雖然替高鐵節省的成本，早已超過他們所領的千萬年薪，卻被外界批評為「肥貓」。
當時，歐晉德提出解釋，「全球都在搶這些專業人士，高鐵需要他們協助營運安全」。但這個說法，普遍不被外界接受。如今，這三位副總都已離開台灣，前往其他國家任職。用肥貓論點逼走專業人士，的確省下一些薪水支出，但經營專業是否因此大打折扣，損失更大？值得深思。
濫情打肥貓 只求齊頭式平等
從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台灣民意代表拿著「打肥貓」令旗，看到高薪就打，完全不管績效，也不理會人才其實是國際競爭的市場。從證交所、工研院、國衛院、到國營事業，無一倖免。
許多人才不想無端被打成肥貓，無事惹塵埃，已不願再替政府做事。例如，不少單位的董事及顧問，都找不到人願意來做。
「台灣是個濫情、理盲的社會，只求齊頭式平等，根本不管人才付出與報酬是否合乎比例，」工研院蔡清彥批評，貓肥不肥，應該看他做了多少事，如果不做事，就算領5萬薪水，也是肥貓。
偏偏，執政黨還是便宜行事。以這次工研院事件為例，行政院不去訂定公股財團法人績效評估制度，優賞劣罰，卻是採取同一標準，訂定薪資上限，「明顯為了顧及民眾感受，討好選民，爭取選票，根本沒想解決問題，」一位金融業者批評。
一體兩面。這些不合理的規定，不僅不易留人，也不易吸引海外人才前來。更難堪的是，就算有人想來，台灣相關規定，也是阻礙重重。
一個又一個已經不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相關法規，已讓台灣深陷人才不足危機。
說起來，台灣已是一個不尊重專業的地方。為了害怕弱勢者抗議，害怕外國人來搶走本地工作機會，造成整個社會陷入均貧思想，這樣的想法，已讓台灣吸引傑出人才的武器盡失。
邀學者來台 一律只能搭經濟艙
例如政府部門若從海外聘請知名學者專家來台，除非是諾貝爾獎得主，否則一律得坐經濟艙，即便從歐美搭飛機10幾個小時也不例外。「這叫我如何邀請到人來台？」一位部會首長私下抱怨。
多年來，政府部門聘請專業人士演講，最高鐘點費只有1600元，20年沒有調高過，這跟民間演講費水準差太多了，導致許多專家到政府部門演講，不是因為賣人情才去，就是根本拒絕，讓公部門人力如何提升素質？
交通部近來努力想把桃園機場管理公司化，交通部長毛治國在制定新條例時，希望至少機場總經理這一個職位，可允許是外國人，以便吸引真正的國際機場管理人才到台灣。結果法案送到立法院就被否決，根本過不了關，讓毛治國十分沮喪。
還有，台灣對海外專業人士在台工作的資格，限制太多。根據規定，如果僅有大學學歷，必須具有兩年工作經驗，或者服務跨國企業滿一年以上、派到台灣工作才行。換言之，只要沒有工作經驗，外國人就算是擁有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大學學歷，也無法到台灣工作。
其次，海外白領人士來台工作，也規定企業必須支付最低月薪4萬7971元，高過本地勞工至少1／3以上起薪，使許多企業因此卻步，。
行政裁量權過大 標準又不一致
麻煩不單這樣。即使符合條件，向勞委會提出申請，會不會通過，又是另一個問題。
「法規不明確，主管機關行政裁量權過大，」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觀察，每位審查人員的標準並不一致，甚至要求補件的文件也不一樣。
通過後，核發居留時間長短，也沒一致標準。按照《就業服務法》規定，外國專業人員每次申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3年，但很少人拿到3年，通常都只有1年。而且，不論取得幾年許可，每次申請展延，都必須再次體檢，相當不尊重人。
台灣的規定還比大陸嚴苛。在大陸，工作簽證最多5年，而且3年以下簽證，不用體檢。
外籍教授 每3年須體檢有無梅毐
今年初，政務委員朱敬一曾撰文指出，他的一位在台外籍大學教授朋友，僅管已經在台灣數10年，仍被視為「勞工」，每3年還要提供一份健康檢查表，確定沒有梅毒、肺結核、愛滋病等疾病才能在台續職。「為什麼同樣是教授，隔壁房間的台灣人不必檢查有沒有梅毒？他卻要檢查？」這樣的歧視，讓朱敬一發出不平之鳴。
如果白領人士是大陸人，適用的又是《兩岸關係條例》，想要取得台灣工作居留權，幾乎不可能。「執政黨為了選票，擔心在野黨藉此炒作，不太可能開放，」一位長期關注兩岸關係的學者觀察。
更難以想像的是，外籍人士就算好不容易進來台灣工作、生活，卻又是另個災難開始。
外籍人士無法享有台灣多數的社會福利。朱敬一繼續撰文指出，他認識的外籍教授，只能領薪水，但沒退休金，也無法納入公務人員的俸給制度。
外籍人士也無法適用台灣的社會救助系統。廖元豪舉例，如果外籍女性遭到家暴，在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前，依法無法向社會局等單位求救。
所得稅照繳 社會福利卻極少
但不公平的是，外籍白領只要在台灣居留天數超過183天，「所得稅計算及申報方式，完全和台灣人一樣，一毛都不能少，」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所長張建一點出。甚至，外籍白領在報稅時，也無法取得自然人憑證（網路身分證），相當不方便。
外籍白領的家人跟著來到台灣居住，也沒好的配套措施。先是小孩的教育問題。如果外籍白領不是來自英語系、日本等國，而是來自東南亞、德、法，在台灣幾乎無法接受自己國家的母語教學。子女持有外國國籍，即使從小在國外長大，也無法與父母同時取得永久居留權。
一位在國立大學任教的東南亞籍教授就說，他的小孩現在國外工作，但每次回台灣，只能申請觀光簽證，最多待30天，就要出境。
在台灣，類似這位教授取得永久居留權的外籍白領，其實仍是少數。
外籍人才難取得永久居留權
「難度很高，就算外籍博士後研究人才也很難在台灣取得永久居留權，」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所長陳信宏分析，台灣留才的對象，仍以可驗證實績的在台外籍精英為主。
《人出境移民法》規定，除了必須在台灣合法連續居留五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之外，還要對台灣有特殊貢獻、為台灣所需的高級專業人才、或在文化、藝術、科技、體育、產業等各專業領域，參加國際公認比賽、競技、評鑑得有首獎者。
「但問題是，這些人為何要來台灣？台灣有什麼條件吸引這些人？」廖元豪點出，政府在訂定這些法律時，太過一廂情願。
不切實際的規定還包括，外籍白領想要歸化成為中華民國國籍，必須放棄原本國籍才行。但美國、澳洲、加拿大全都沒有這個規定。弔詭的是，台灣明明就允許雙重國籍存在。
歸根結柢，台灣人才政策法規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全是因為台灣欠缺通盤考量，沒有周詳的人才政策，」長期關注憲法基本人權的廖元豪分析。
雖然，從歷史來看，台灣是個移民社會，但最近一次大規模其實是在1949年，約有2百多萬個外省人移來台灣，之後並無大量移民移入。
直到1990年代，東南亞、大陸新移民女性嫁來台灣，台灣才開始真正面對外來人口這個課題。
「法律規章、制度根本還沒準備好，」廖元豪分析，台灣有關外來人才的相關法律《入出境移民法》《兩岸關係條例》《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整個立法精神還是以防弊、監理為主，而非從服務、保障角度出發。
該整合未整合 該分流未分流
藍領、白領外籍人士也沒分流管理，全由勞委會負責，而且適用的法律也都相同。
問題不單如此。相關單位站在本位主義，「幾乎沒有跨部會整合得出共識，」台經院張建一觀察。以外籍白領最低工資為例，經建會希望放寬，好讓企業聘用更多合適的人，增加競爭力，但勞委會站在保護台灣勞工工作機會的立場，不願鬆動。
同樣的，吸引僑生來台就讀大學、延攬海外學者回台任教，歸屬教育部，但僑生畢業後工作、教授申請工作居留，則歸勞委會，兩者也沒協調好。
無法跨部會整合的問題相當嚴重。就連政府正在大力推動的政策，也綁手綁腳，不僅台灣難以吸引人才，更難留住好的人才。
就像建築也是如此，早被台灣列為文創產業一環，但至今主管機關仍是內政部營建署，只有古蹟才歸文建會管轄。結果，「學界、產業、考試，無法一致，」前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所長、現為台東縣副縣長張基義直言。
在大學，建築系歸屬設計學院，鼓勵學生發揮創意，但學生畢業後，到了業界，因為建商歸營建署管理，只注重工程結構是否安全，根本不管建築物的設計成份。「許多創意、新興建材因此無法發揮，」張基義舉例，台灣密閉性建築，只要建材是紙，因為消防法規規定，就不准興建，即使證明可以很快逃出，也無法過關。
公共工程又是採取最低標，也限制創意的發想。競標，通常都以最低價者得標，至於工程是否具有美感，因為沒有客觀標準，已非考量重點。
「台灣社會似乎沒有讓安藤忠雄這類型建築家，有任何在體制內出現的機會，」張基義感慨地說。
「人才鎖國，比經貿鎖國更危險，」朱敬一語重心長地撰文，台灣的人才鎖國政策是否搞過頭了？當許多優秀人才出走，而外國人才卻一個都進不來，屆時，就是台灣的大災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