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是台灣歷史上黑色的十一月。就在政府以「黑」為目標，積極掃除黑道分子，大力整頓治安之際，先是有新竹少年監獄受刑少年集體進行暴動抗議，囚禁獄官，企圖以火焰及暴力換取更好的假釋待遇；接著則是桃園縣縣長、議員、機要秘書等掌治一縣之重要官員及其保鏢或隨從等九個人，於光天化日之下在縣長自宅被歹徒槍殺，造成八死一重傷的慘劇。血腥、暴力剎那間瀰漫整個十一月的天空，令人傷痛、今人恐懼、令人不敢多想，卻也讓人永遠不會遺忘的一個黑色十一月。
誰來解結？
其實早在新內閣上任，強調以掃黑為主要施政目標後，台灣社會就不斷浮現出詭異的氣息。舉例來說，台灣南部大縣－－屏東縣，原本由民意所選出的縣長及市長，目前都已因工程貪污嫌疑弊案而遭到收押，現有的縣、市長都是「代理」；台北縣深坑鄉民代表會主席及警察局部分首長，也由於貪污、收賄嫌疑而遭拘禁，原本代表執行民意及法律的機關因而被迫在「代理」的情況下運作；而最近躍上報紙頭條的桃園縣，在縣長遭到暴徒槍殺之前，其市長早因貪污罪嫌而被收押，縣議會議長也因涉及賭博性電玩案而逃竄國外，現今的市長是代理，議長是重新選出的……，還有許許多多，層層糾葛、惡狀莫名的事件持續不停地上演。
這些弊案及黑道槍殺事件是否是某些社會功能長期失調下的產物？它們之所以如此囂張，是因為某人為了利益而故意視而不見？還是我們社會長期縱容、鄉愿的結果？我們可以只責怪政府的治安單位？還是我們應該為自已的「坐視」而負責。
我認為，現今的台灣社會已經成為一個死結社會(Deadlock Society)－－就像是一個沒有紅綠燈管制的十字路口，從四面來的車輛都堵死在該路口，你不讓我、我不讓你，有人大吵、大鬧，但大部分人則是坐在車裡等著交通警察來解開這個死結。
這種社會結構的特色就是：
第一、有問題都是別人造成的，跟我沒關係。就舉黑道當權的例子來說，大部分人都會將治安不好歸咎於政府執法不力、法條疏鬆，或怪罪於官商、黑白掛鉤，都是這個環境或他人的錯誤，但是自己卻也常會在無意間為了個人利益觸犯法律或借用黑道勢力，或是在無意間坐視、鄉愿，渾然不知自己也早已是這個共犯結構體中的一分子。
第二、喜歡搶功勞，過度膨脹自我對社會的貢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國內的民意代表，總是會一窩蜂地追逐媒體的熱門新聞，爭相加入原本就已繁複萬端的問題之中。而這些民意代表又都是我們人民選出來的，難道我們沒有責任嗎？
第三、每個人都只想當好人，沒有道德的勇氣，有太多的私心，尤其是社會各界的領導者，別人不做，我也就不做，到處充斥著「大家等著看」的心態。事實是，每個人都知道這個社會病在哪裡，但就是沒有人立即起而行，任由病人膏肓，才想下猛藥救急，結果反而將社會體質完全破壞掉。就像現在黑道猖獗，起因就在於我們長期的縱容，就如同原本應該扮演殺菌角色的白血球坐視病菌的成長，那這個社會或組織又如何能有完善的免疫系統呢？
由上而下，自發自省
總而言之，這種死結式社會就是因為沒有自發、自省的能力，才會造成上述這種特質。由於沒有自發的能力，我們不會起而行，總是在等待環境來適應我們，等待別人、上級、或政府來解決問題；由於沒有自省的能力，人就會變得自私，只會從自己個人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從而指責別人製造出種種問題，妨害到自己生存的利益，並且把解決的責任統統推到別人身上。要解決類似的病症，諸如黑道當權、黑白掛鉤，單是在表面上做徹底的掃黑，或是從結構面去匡正，我相信都已是不夠的；這就像要醫治一個病人一樣，雖然有最好的內服、外敷藥方，但如果病人本身的思想仍是病態、不健康，則即便是華陀再世、扁鵲復生也沒有用，長期而言，這個病人仍會再生病，甚至到最後百病纏身、無藥可救。
因此我認為，要去除我們社會的百病，最重要有兩件事要做：一是小自一個家庭，大到一個企業、一個國家的每個階層領導者一定要有「溝通價值」(Value Communication)的勇氣，扮演「價值溝通者」的角色。在上者若不能自省，要求在下的人自省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由上到下建立起每個人自發、自省的能力；其次是改變人心的關鍵在於教育改革－－一個不僅只是強調教育制度的形式改革，而是重視整個教育內涵、精神的改革；一個範圍不僅只局限於學校的改革，而是涵蓋到整個社會各種教育的改革。換言之，我們應該進行的教育改革，並不是在如何建立更公平的考試制度，而是要能讓每個人了解學習的目的在為自己的成長而終身學習、為社會的公益而自發學習，能夠自發、自律，具有同理心，擁有完善的人格。同時在改革的範疇，也不能僅局限在學校的學生，而是要更大規模地推廣到成年教育、老年教育，讓社會的成年人重視教育心靈的成長，追求直善美，並且成為青少年的典範，而且我相信，唯有整體教育制度做了長期且完善的串連，我們才有可能長期解決現今的各種病症。
故而我深切期盼，在哀悼台灣治安之死的同時，每個人都能夠自發、自省地站起來，站到那個打死結的十字路口，實際地去解決並面對問題。
(作者為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