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有一年春天，我們的子孫會讀到頭條新聞如下；冬候鳥小水鴨要北返了，經過淡水河邊的車輛，禁嗚喇叭！」自然作家劉克襄曾經這麼預言著。這個預言即將成真，台北野鳥學會的鳥人們放下自己的工作，成群成隊向市議會強力「關說」，如今，淡水河口的關渡將成為遠方候鳥前來聚居的新驛站。
對於長期從事生態保育運動的野鳥學會來說，大規模地投入政治活動，是自己始料未及的。從民國七十四年台北市長許水德宣布設立自然公園開始，案子便因土地開發的利益糾葛遭到長期擱置。七十八年時，河口的溼地被怖目驚心的工程廢土禁錮而失去生機，鳥會痛心當初設立公園時的環境不再，便開始了長期的請願活動。
「當初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天天跑國會遊說議員，還跑了大半年！」一個鳥會的資深義工說起去年參與集體遊說的經驗時，有著不可思議的表情。但一直等到市長開放民選，他們掌握住當時的政治時機，讓三黨候選人在水鳥季的活動上公開承諾後，案子才出現了轉機。
建立專業形象
好事多磨。這個運動雖獲得了阿扁的重視，但徵收土地的預算始終過不了府會相爭的政治難關。
「一定要有自己的行動，才不會又被封殺掉！」去年九月，野鳥學會總幹事曾美麗和會員們，成立了關渡公園促進小組，密集研擬對策、編組進行遊說。就這樣，九到十二月，機動性強的鳥人開始一個個拜訪議員，無論彼此認知的頻率對不對；開議時，旁聽席上則有陣容堅強的義工群注視著議員開會。組織性的強力遊說與監督，最後換來了公園的預算，也換來市議會對鳥會的敬重。
像野鳥協會這樣從請願者、抗爭者搖身一變成為國會行動者的團體，並非絕無僅有。今年的立法院異常熱鬧，許多長期深耕社會議題的社運工作者經常抱著厚厚一疊立法院公報，時時穿梭於群賢樓的議場與黨團辦公室間。資料上零亂的註記告訴往來的立委諸公們，今天婦女團體又盯了一上午的內政委員會。
解嚴前後，「國家」始終像個無法駕馭的洪水猛獸，受挫的民間團體除了以蛋洗、抗議的布條來改裝這些傳統的衙門外，並不打算耗費過多力氣與龐大的官僚體系打交道。現在，社運團體花更多心思進駐體制、進駐立法機構，像一股無可逆轉的熱流，更逐漸整合成為能以各種面貌周旋台灣政治怪獸的變形蟲。
新政治生態的形成，是促使社運團體從頭思考與政治部門互動關係的主因。以三黨競逐後的立法院來說，權力地圖上藍、綠、黃三色的重新配置，彼此競爭激化的結果，為國會創造了活絡的議題市場，也撐大社運團體介入的空間。
「現在委員必須建立專業化的形象，自己的身分才會持久，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議題即是代表某種形象與品牌。」一位國會助理分析，像跨黨派的財經立委組成問政聯盟，就是尋找專業身分的具體動作。長期來看，立法院正向專業化邁進，立委急需在議題市場中有自己問政的利基與賣點，一旦掌握了這個邏輯，順勢推舟，民間便容易在國會中找到施力點。
互相滲透
權力重整，也使得原本積弱的地方政府，反而有可能成為社運團體容易接近、化阻力為助力的對象。以關渡自然公園的例子來說，曾美麗即強調，地方政府能夠自主地決定這塊地的使用與規畫，不涉及中央政府利益，是這次運動成功的主要條件；而在野黨執政，開啟鳥會與各局處首長直接溝通的大門，便發揮了臨門一腳的作用。相對於同樣為候鳥爭取生存空間，跳出來參與「反濱南工業區開發案」的各地野鳥學會，因為面對的不只是地方級政府，還包括省、中央，想要突破層掌上達天聽，恐怕就不那麼容易。
除了政治生態變化開啟了新機之外，社運團體回到政府部門實踐，也是呼應人民的深切期許。「怎麼又在包圍立法院？國會不是全面改選了嗎？」今年十月核四覆議案表決當天，一個因道路全面封鎖而無法接近青島東路的高中生抱怨著。不可否認，經歷一連串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後，正義與公理被期待展現在數人頭的國會殿堂上，而不再是街頭中流竄。
呼聲更迫切的原因是，立法院積案實在太多，人民的需求不斷被擠壓而憤怒時，立法委員卻常莫可奈何，因為缺少適當的版本。社運團體花更多的心力直接進駐這個立法空間，恰可補足新舊法案閒致命的時代落差。
於是，以尋找共識的可能，代替過去對立衝突的思考，社運團體向公部門開始邁進。
「策略性的進人體制，應該說是一種互相滲透吧！」。許多體制外的地下團體，選擇以法人化的面貌接受政府規範。環保聯盟台北分會副會長賴偉傑指出，法人化之後，社運團體的運作模式必定有大的轉變，但他不贊同以被國家收編的說法來論斷。
合法後，社運團體可以進攻政府的資源大餅，促成民間原本正在從事的教育、調查計畫。以環保聯盟台北分會來說，便普籌辦過兩期「北縣輻射偵測」的調查計畫，實地偵測學校等公共空間，以提早發現輻射及污染源。而如能將政府補助控制在預算的三０%以下，社運團體監督政府的原始性格並不會因此喪失。
以萬變應不變
相互滲透與影響，也促成了官方與團體可以坐下來，發展既合作且競爭的關係。去年十月起，台北市環保局便定期與二十多個環保團體聯繫，召開兩個月一次的座談會，討論的可能是資源回收，或是過去始終在黑箱作業的案子，像是山豬窟、福德坑掩埋場及焚化廠回饋金使用方式。曾經參與會議的綠色消費者基金會專案總監伏嘉捷表示，這樣的溝通不僅讓團體可以接觸到實際辦事的公務員，負責承辦的綜合計畫小組還會主動將內部資料公開。這是公部門少有的開放心態。
至於如何面對立法院這個常被視為亂源的巨大怪獸，以及推不動的各級政府，社運團體開始集思廣益。「我們就像變形蟲，以萬變應不變。」身經百戰的殘障聯盟秘書長王榮璋指出，穿上不同衣服，社運團體就變成新的行動者。而結盟者、監督者、社會行銷與專業者，是幾種變換的容顏。
今年九月，十七個橫跨勞工、老人、教育、環保等社會議題的團體，成立了「社會立法運動聯盟」(簡稱「社法聯」)，以結盟的方式進軍立法院。民間團體日漸摸索出與國會互動的新遊戲規則。
「社法聯要成為立法院的對口單位，作為選民投票的指南。」資深社運工作者曹愛蘭語重心長地解釋，「解嚴初期，許多組織還沒有辦法被認可，那個階段我們用街頭的方式表達。今天，社運團體的組織運作愈來愈成熟，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集體呈現的方式，提出優先審查的民生法案，透過遊說制度的成熟，避免辛苦的靜坐抗議，避免像柯媽媽那樣浪費七年的寶貴生命。」
破除傳統的民進黨情結，為創造與三黨等距而平等的對話機制，也為委員彼此間合作預作暖身，聯盟分別與黨團召開「圓桌會議」，請大家交出這一會期立法的成績單。一名社運工作者開玩笑說，這是「有奶便是娘，喝一口奶叫一聲娘，要團體支持，一切要按件計酬」。
地方團體的結盟，一如高雄綠色協會，已是擴張地方性運動命脈的方式。一四六個團體組成的殘障聯盟，在面臨了中央高舉「地方自治」大旗，而不願協助地方政府落實無障礙空間的難題後，今年便開始組織地方性團體，在地監督。十月分，風塵僕僕跑了八十幾個團體的王榮璋樂觀地說，屏東、彰化與台中縣市的團體現在已定期聚會討論，凝聚共識。
善用評鑑結果
監督與評鑑，是社運團體的天命，也是制衡政府的致命武器。長駐立法院、讓許多委員坐立難安的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秘書長蔡弘農，便是以土法煉鋼的方式創造自己監督的實力。一開始，他先連續花七個晚上熟讀所有的立法院公報、質詢稿；再與柯媽媽兩人，鍥而不捨地追著委員會、遞交陳情書、要求委員接見。最後，每週公開立院裡的官場現形記，發出現場新聞稿的殺手間。「我們是運動者不是書生問政，要會善用評鑑的結果。」蔡弘農把自已的苦心經驗分享出來。
累積了幾年的評鑑經驗，王榮璋也有滿肚子富想像力的戰略。「過去殘盟做國會評鑑是幫助立委，現在如果遇到表現惡劣、與利益團體掛勾的，社法聯就在選舉前改做反評鑑，我們可能成事不足，但敗事絕對有餘。」
除了現場緊迫盯人之外，結合專業、策略性的監督，更讓政治力與社會力這兩股力量間，開創出永續對話的可能。
當立法院始終自顧不暇，監督政府落實政策的重擔，便由民間組織一肩挑起。「在歐美，只要立法一通過，社會運動就結束了，台灣就不行。」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談起，「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雖通過，但由民間主動促成立法，更需要確定政府的執行能否落實法的本意，因此聯合其他團體、學者，緊盯著法務、警政、內政等相關部會，做出兼具質與量的一周年體檢報告。結果，如同參與這次政策體檢的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所歸納的兩句話，幾個部門是「各做各的、零零落落」。
「許多法容易通過，沒有財團與利益團體前來阻撓，是因為他們知道高標準的法根本不會被執行。」治政策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許主宰點出了長期以來，社運團體心血常落空的致命點。而推法過程算是順利的反雛妓團體，正面臨了這個難題。紀惠容表示，同為社法聯的一員，勵馨願意先開步向前走，確立出社運團體與政策執行單位長期互動、監督的模式，往後其他團體在辛苦完成立法階段之後，也可以依此模式運作起來。
敲出遠景
隨著更多互動的需要，對成長中的社運團體來說，草根也不能再等同於草莽！過去，運動團體依賴立委找資料，或是錯過遊說的關鍵時機，都是因為不熟稔議事程序所致。社法聯幹事蔡慧香認為，社運團體首先要拉近自已與立法院的距離，不再抽象地想像其中的運作，才能做更專業性的遊說。因此，她擬了一個立法資訊服務的草案，專門負責收集立法院的議事日程、書面質詢文書等資料，讓推案的主力團體能把握時機，直接對委員耳提面命。
專業化的運作，也表現在其他環節上。過去，電信工會曾主動分析國營事業的預算，將意見整理成冊，以作為內政委員會審查預算的正式參考文件，因為社運團體比立委或官員更懂得預算執行的成效與結果。而透過理解預算，爭取分析預算書的機會，政策的監督才能擊中要害。
新的社會行銷手法，則是伴隨著專業化而來。為了將議題成功推出，讓黨團認知到「雛妓防治法」的重要，去年勵馨基金會發動義工打電話給立委，投書至報紙的民意論壇，製造「公布嫖客照片」這類具爭議性的話題，嘗試結合第四勢力的媒體、文化團體，積極創造民意。今年五月起，人本教育基金會也與慶豐銀行合作，發行一萬多張的認同卡，更開放、彈性的做法召喚了一萬多個支持人本的具體力量。
「社運團體要建立自己的典範，使人民真正感到有力量。」許主峰認為，無論是一人一信，或是打電話給自己選區的議員，或是集體陳情，都是形成「政策社區(policy community)」的一個過程。
敲敲政府大門，社運團體希望同時也敲出現代化國家與公民的遠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