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已經過去，台灣和英國經歷了總統大選，李登輝和柯林頓先後輕鬆擊敗競爭者，順利連任。兩人得以大勝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雙方都深諳「後現代政治學」的精髓。未來的參選者若不能早日領悟箇中奧妙，嘗到滑鐵盧的滋味將是意料中事。
李登輝和柯林頓都是「後現代總統」。兩人都大幅度採用對手的政見，並且「青出於藍」，造成過去涇渭分明的政黨界線日趨模糊化，這是「後現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例如，常見李登輝一面誓言用生命「捍衛中華民國」，一面又抨擊「過時的大中國思想」。民進黨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曾經批評他「想要統獨通吃，而非把台灣利益擺在第一位」，所言也許不虛；不過，李登輝百分之五十四的得票率，證明他這一套吃得開。
事實上，在民進黨高層達成「台灣事實上已經獨立」的共識，和建國黨成立之後，民進黨如何在選舉市場上和國民黨做區隔，已經成為民進黨未來能否執政的重大課題。
在美國，柯林頓從宣布「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到接受共和黨提出的「預算平衡法案」，再到誓言維護社會福利制度的完整性。讓人很難把他歸類成民主黨人，或是共和黨人。
「柯林頓過去四年採取了許多類似共和黨，但又非全然共和黨的主張。」美國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一面批評柯林頓，一面也認為他這種「變動不居的本質，可以將第二任幹得更好。」
分類大顛覆
國內研究後現代的專欄作家孟樊(本名陳俊榮)指出，進入後現代，一切傳統的分類標準都被「解構」，定於一尊的權威也遭到挑戰。過去習以為常的講法，必須要修正。
例如，一九八七年國內解嚴，國內政壇原本一言堂的局面被打破，開始有些後現代的味道。
到了一九九０年，國民黨高層開始政爭，當時被歸類為「非主流」的人士，其實在過去幾十年都是位居要津的「主流」。而當年只是點綴性質的台籍精英，卻一下子躍入權力核心，成為不折不扣的「主流」。
「中心變成邊緣，邊緣變成中心，過去的分類方式遭到顛覆。」孟樊認為，這樣的轉變頗為後現代。
基本上，後現代政治人物既是左派，也是右派。他們不會受限於傳統意識形態，而是見機行事。
例如在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廢除黨綱第四條「追求生產工具公有化」，形同與社會主義劃清界限。但是，布萊爾表示，工黨並未放棄社會主義，而是推出「我們版本的社會主義」，並且宣稱「新的工黨已經誕生」。
保守黨的英國首相梅傑聞訊後破口大罵：「這是為欺騙選民所做，自大野狼假扮小紅帽的祖母以來，最大的騙局。」
罵歸罵，長期注意英國政情發展動向的政大國關中心副研究員劉復國表示，布萊爾在各種民意測驗中始終以兩位數的差距，遙遙領先梅傑。
由於後現代政治的風行，不同意識形態對立的「楚河漢界」一再地被逾越。政治人物不再追求一致性，而是盡可能把許多原本不相容的政見照單全收。
除了李登輝在國家認同的「左右通吃」策略，以及柯林頓採用共和黨的主張之外，台北市長陳水扁，也是後現代政治佼佼者。
在台北，阿扁市長絕口不談統獨，甚至還建議民進黨參加總統大選不宜以統獨為主要訴求。他自己不是到內湖高中讓學生用水球「扁」他，就是以「麥可傑克森、超人、宋七力」三合一造型現身於飆舞大會上。放眼當今國內政壇，應該無人能出其右。
到了高雄，阿扁搖身一變，成為殺氣騰騰的建國戰將，嗓音突然變啞，開始大聲疾呼獨立建國的必要性。
權力遊戲取代變天革命
「後現代政治也是一種表演政治。」國內知名後現代主義學者，也是台大外文系教授的蔡源煌指出。他認為，陳水扁能夠在不同場合用截然不同的「分身」面對群眾，可謂深諳後現代政治的三昧。
總統府國策顧問，也是民進黨大老級人士的呂秀蓮，在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瑜的眼中，同樣稱得上是一名後現代政治人物。
呂秀蓮是國內知名的婦女運動健將，而她每年到聯合國總部向世界各國代表強力推銷台灣主權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行動，被石之瑜認為很有後現代的味道。
「全世界從事女權運動的人士中，大概只有呂秀蓮一個人在極力鼓吹主權觀念。」石之瑜解釋，因為國家主權是父權思想體系的產物，正好與婦權相矛盾。兩種不相容的概念能夠並存在一個人身上，而且不分軒輊，石之瑜認為這就是後現代政治的具體象徵。
除了呂秀蓮之外，曾經被譽為「把民進黨從綠色變成彩色」的民進黨主席特別助理陳文茜，也是後現代政治人物的代表。
傳統認知裡的政治圈，往往陽剛味十足，女性很難有機會介入，即使有，也多為點綴性質。
陳文茜出掌民進黨文宣部之後，頻頻參加各種叩應節目，舌戰群「雄」，幾乎無所不談。從她的穿著打扮到講話方式以及內容，實在讓人很難看出她的政黨屬性。甚至有人稱她為最沒有「黨味」的政黨發言人。
蔡源煌認為，像陳文茜這種打破傳統性別和政黨成見的作風，其實也很後現代。
由於各種原本不相容的理念到了後現代可以相互滲透，政黨之間的合縱連橫也就順理成章。民進黨和新黨曾經在立法院推動的「大和解」，即為一例。
「後現代政治的權力競逐是一種遊戲，而非你死我活式的「變天」，政黨為追求實質勝利而妥協的空間非常大。」台大的蔡源煌如此分析。
蔡源煌舉日本為例，原本不可一世的自民黨垮台之後，重量級人士四處寄人籬下，一年當中內閣五度改組，最後把社會黨的村山富市推上首相寶座。而村山的表現也一點讓人看不出他是個社會主義者。
因此，蔡源煌認為，原為死對頭的民、新兩黨，如果真能夠擱置彼此意識形態上的歧異，合力扳倒國民黨，將十分符合後現代政治的原理。
消失的基本立場
當時主其事者的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集人施明德，以及黨團幹事長顏錦福，所表現出的態度，其實就很後現代。
例如，顏錦福表示：「民、新兩黨繼續拚鬥下去，漁翁得利的永遠是以「中道」自居的國民黨，因為兩黨都會被貼上「急統」或「急獨」的標籤。」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可以用來總括後現代政治現象的主要特質：「輕」。政治人物說話的分量變輕，因為他們朝三暮四；政策辯論和政治口號的重量也變輕，因為經濟掛帥，「退此一步，便無死所」的時代已經遠颺。
孟樊表示，後冷戰時期的政治屬於一種「微政治」(micropolitics)。傳統的意識形態論辯已經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問題導向」的討論。這些問題通常停留在如何的技術層面，例如，勞工退休金退稅的額度與追溯年限。這些都與深層的意識形態無關，能夠引起爭議的時間也不會太長。
政治人物趁新聞熱度高時參加各種叩應節目，無所不談。當新的議題誕生時，政治人物隨即展開另一回合的唇槍舌劍。
蔡源煌指出，後現代政治的言論都很「短命」，因為局勢變化太快、資訊太多，很少有人願意長時間關注某項議題，而立場也就隨著討論話題而轉變，自然也就沒有所謂的「基本立場」。
由於後現代政治包裝講究從「輕」，陳水扁式的「快樂、希望」競選口號，感覺就很後現代；類似「團結、安定」的競選標語雖然有力，卻難免給人法西斯的印象。
十一月底，我國最大的邦交國南非宣布將逐漸與我「降低雙邊關係」，隨即引起另一波國家認同的爭議。台大教授石之瑜指出，承認多重認同，而不強求建立絕對排他性的單一認同，是後現代政治的重要精神。
由此觀之，雖然國內已經有政治人物開始具備某些後現代的傾向，但是受限於客觀環境的影響，整個台灣政壇與後現代政治之間，可能依然存在相當的距離。
「後現代主義」興「後現代政治」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一詞，白一九六０年代起被普遍援用，起初被用來形容新的建築風格，後來則被廣泛地應用在社會人文學科的各個範疇。其策略在於藉由質疑各種既有權威和主流觀點的正當性，讓原本被壓抑在邊緣位置的弱勢、另類團體(個人)發出多重聲音，以期達到「眾聲喧嘩」的境界。
八０年代末期，有關後現代政治現象的系統論述才逐漸出現。海勒與費荷(A. Heller & F. Feher)合著的「後現代政治狀況」(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一書為代表作品。
國內知名的後現代主義學者，台大外文系教授蔡源煌分析；後現代政治現象的主要特徵包括：(一)中央集權、民族救星、威權領導等現象，已開始消褪。(二)左／右百的分類標準，或是
自由集團vs.共產集團的對立意識形態，已經不再適用，代之而起的是「議論式」的意識形態 (discursive ideologics)，善辯(變)的政冶人物將大行其道。主要是因為政局變化的不可預測性日益升高，政客所講的話會愈來愈模稜兩可(double talk)，即使政策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也無關誠信問題。(三)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它位問題，在選戰中的優先順序將高於國家內部的社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