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後結構主義的理論，社會發展是一連串符碼化的過程，從將一切事物符碼化的原始社會，演變成不可挑戰符碼的超符碼化社會，然後經歷去神祕性的解符碼過程，最後進入再符碼化的社會。
台灣的司法界也是個符碼化的體系。一九九六年的司法界，進行的就是去神祕性的解符碼化歷程，與再符碼化的司法重建工作。如果說，過去司法體系建立的符碼，是行政權大於司法權；那麼，現在司法官解掉行政干預司法的符碼，想再建立的，就是以社會公義為符碼的司法信仰。
今年至今，大法官已提出二十三次釋憲，以及周人參案、四汴頭案、台中市地重畫弊案、掃黑掃白等多項重大司法案件，檢察官收押縣市長、政府官員，至今已有五位縣市首長被起訴；一件件震懾人心的司法案件，揭開一張張社會黑幕，背後反映的不僅是司法生態的劇變，更是司法官法權意識的醒覺。
司法官的覺醒，對社會產生最大的衝擊，就是民眾開始期待司法，而權貴開始害怕司法。
十月中旬，屏東縣長伍澤元因涉嫌弊案，被板橋地方法院法官黃瑞華諭令收押：「十年前你能想像國民黨的縣長會被收押嗎？」台北地院法官周占春頗受鼓舞地說，現在政治人物上法院，不再自信可以用行政力量擺下一切，「他們也會怕司法了。」
司法英雄崛起
如果說，過去司法只是政治的綴飾(國民黨前任祕書長許水德曾說法院也是國民黨的)；今年，司法官以鍥而不捨的專業精神，證明他們要做捍衛社會公義的自由人。
這一場重新翻土的變革，是司法官在和社會力的互動中，自我反省的歷程。
在民眾的價值體系中，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對司法存有最高的期待，但是這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反差，格外強烈。民眾一方面懷疑司法，但對司法首長卻又有最高的支持度。
翻閱過去兩年的民意調查，司法公信力足國家各項評價中較低的一環；然而，前後兩任法務部長馬英九、廖正豪，因大力查賄、掃黑，都在部會首長施政滿意度中奪魁；民眾既希望司法官獨立行使職權，卻不相信司法官做得到；在這種矛盾心情的投射中，透過一些轟動一時的司法案件，創造許多司法英雄。
出道時自因為不聽命上級指示，被停職一年的屏東地院法官洪有川評析，七年前新竹檢察官高新武掀起的司法改革，造就了檢察官彭紹瑾、法官謝啟大等「悲劇」英雄，強度雖廣，但是深度不夠，並沒有撼動整個司法界。這些司法英雄最後黯然離去，並沒有帶動司法官大規模的自省運動。
三年前，台中幾位改革派法官，串連北中南的司法官，掀起第一波司法改革浪潮，雖然沒有出現一呼百諾的英雄人物，卻開啟了司法官自我反省的序幕。
這些司法工作者，都曾痛切體驗過行政如何殘害司法，所以在這兩年來放下個人前途，毅然解開過去司法禁忌，以獨立辦案精神，改寫司法官的自我定位。「我們不代表政府，我們代表的是法律良心。」台中地院法官林輝煌一語中的地指出司法官對自已角色的重新認識。
當初發動司法改革的台中地院法官呂太郎肯定，屬於司法體系上層建築的民主化、司法獨立的土壤已經被耕耘出來；但是下層建築的司法官素質與司法生態卻是更迫切需要改變。
力主改革的林輝煌也觀察到，司法獨立、自由的風氣已形成，司法官對司法獨立的信仰程度亦已加深，打擊特權不再是恐怖的事情。過去法院案件承辦都是由院長分配，現在則交給法官會議負責，行政力量再也不能掌控案件的審判權。改革至今，「個人問題是最主要的成分。」林輝煌不諱言，法官獨立審判的空間已經很大，司法官的素質反成為司法改革的最大課題。
公義代表人
隸屬行政院體系的檢察官，與隸屬司法院體系的法官在這波改革風潮中，各司其職。一個扮演衝鋒陷陣打擊犯罪的幕前鐵漢，一個則是秉持法律良心判案的幕後仲裁。但，幕前幕後的司法官，在今天並沒有藉口把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推給外力干預，要赤裸裸面對的就是司法官的「質」。
「法官只是一籮爛蘋果中，比較不爛的。」洪有川直言批評，法官的判決有規範社會走向的作用，若素質太差，不啻盲人趨羊，十分危險。
活躍於司法改革委員會的呂太郎自許，司法官應有嚴謹的行為與自由的頭殼，在社會多元開放後，社會感應更敏銳。可惜的是，在一千兩百多位法官中，並不是人人都有這樣自覺。他舉證，一些受矚目的案子，如賄選、行政官員貪瀆案，最後判決不符民眾期待，都顯示法官缺乏社會意識。
六百多位檢察官要面對的，也是個人追溯犯罪的能力。以辦案精練著稱的檢察官李慶義就坦言，限制檢察官辦案的不是外在壓力，而是檢察官本身的內在能力，偵查能力愈好，辦案空間就愈廣闊。
此外，法官爭取審判獨立蔚為主流，但是檢察系統獨立的呼求，仍方興未艾。偵辦宋七力案的薛維平、周人蔘案的侯寬仁等明星級檢察官，雖被稱為社會正義的守護者，但檢察官本身的定位，依然曖昧不清。
在司法改革呼求中，部分檢察官也重新思考他們在整個司法體系中的定位。
偵辦張子源案的台中地檢署檢察官朱朝亮解析，過去檢察官辦案，會稍微揣摩「上意」，因為檢察官自認是行政人員，要配合政府政策。控制檢察官，即可控制司法。如今，檢察官的定位應跳脫舊框架，回歸為司法官，心裡的畫地自限也要解放，「我們不是執政黨的政策執行者，而是公義代表人。」專研刑事訴訟法的朱朝亮強調，檢察體系獨立的重要性，並不遜於法官的獨立。
這些改革意味濃烈的思考，都反映出司法官對自我價值的追尋。
受質疑的公信力
今年，台中法院法官蕭廣政判處台中市長林柏榕圖利他人有罪，因而停職。對此，省長宋楚瑜頗有微辭，認為一個法官，竟可讓擁有數十萬張選票的地方首長下台。「這就是司法的價值。」地院法官張升星激動地說。
諷刺的是，司法官都感受到司法權獨立了，但是民眾卻不相信。據瑞士「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在民眾對司法公正性的信心，得分只有四十九分。
「現在已經革命成功，民眾還不敢確信。」林輝煌無奈地比喻。
改革派的司法官慨嘆，個體的努力，仍敵不過民眾對司法集體的不信任。司法圈緊密的程度，並不下於軍警界，全國僅兩千名法官、檢察官，一些不合社會期待的判決，引起民眾反彈，很容易就讓每個司法官感受到千夫所指的壓力。
當檢察官以賄選罪名轟轟烈烈起訴三百多位地方民意代表，「一審法官判有罪，二審、三審判無罪。」有心改革的法官不僅覺得挫折，最後還要承擔司法不公的共業，這種原罪仍是洗不掉的烙印。
一位司法官也憂心地預言，今年大舉掃黑掃白看似是司法的豐收年，但是為了績效，檢察官對證據的掌握並不一定充足，「真正被判刑的不知道有多少個。」萬一這些黑道最後獲判無罪，又得賠上司法的公信力，「這種惡性循環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終止？」這位南台灣的司法官搖頭道。
另一方面，司法機關有多少資源，決定了司法的品質，更直接影響民眾質疑司法公信力。
從北到南，各地方法院、地檢署都大嘆辦案環境惡劣，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司法預算不到政府預算一%，經常連加班費都發不出來；司法官草擬的司法預算獨立法案，業已被行政院駁回。再加上案件累牘，每個司法官手上案件超過上百件，常常「周轉不靈」
踏出第一步
超人的工作量，間接影響到辦案品質。十年前，一個檢察官一個月平均分案不超過四十件，現在平均為七、八十件，增加了一倍。
「我們常在掙扎，到底是要死司法官，還是要犧牲當事人？」南部一位年輕的檢察官有感而發地形容，問案像看病，病人等了許久，問不到兩分鐘就草草結案；他們常常在幾分鐘內就要決定當事人一輩子的正義，有時候甚至會懷疑自己在草管人命。
工作壓力大，又難得社會肯定，致使許多司法官在這個關鍵時刻，退出司法戰場。今年司法官總共退了五十二人，新進七十二人，還有許多張辭職信被壓在長官桌上。日前法務部調動八十二位檢察官，以辦案深入、打擊特權贏得敬重的台中檢察官李慶義、朱朝亮等被調任辦事，更讓有心改革的司法官漸灰心。
司法官深知自己站在歷史的轉捩點，有歷史責任，他們也了解自己握有的權力，強大到可以剝奪民眾生命、自由。但，在司法界十幾年的法官蕭廣政說，司法官有三代，對司法的信念代溝相差數十年；在司法界嚴密的倫理觀中，改革派要把司法民主的信仰，傳給所有司法官，是更艱困的任務。
社會公義能不能成為司法官普遍信仰的符碼，與每個民眾的權益息息相關。過去少數人決定社會公義、「法條萬條不如黃金一條」的陋習，或許在司法界還留有積澱，誠如林輝煌比擬，法界現處在「抽糞」的階段，但至少已經踏出去濁揚清的第一步。
改革派法官周占春深刻地指出，司法面對的永遠是強權，法官要有肩膀去承擔來自經濟或政治強權的壓力；回顧法界歷史，並沒有這種的傳統，這群有理想有正義的司法官，想建立的不過是司法官的「肩膀」。
因為，人們的正義都要倚在這個不怕強權的肩膀，才得以理直氣壯地舒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