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出刊的富比雜誌（Forbes）指出，到了二十一世紀，由於歷史潮流所趨，除了現今的美、日、西歐之外，將會有新的經濟強權出現。而最有可能成為世界舞台上的明日之星的，是巴西、印度、中國大陸和南韓。
這個推論的理由是，儘管目前保護主義盛行，但由於商人追求利益以及人類追求更高生活水準的本性，國際化將是未來必然的趨勢。隨著科技和交通的發達，資金和技術的流通非常方便，企業在制訂策略時，將以全球市場為考慮對象，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地區來生產。同時，由於資金和技術的流動便利，貧窮國家可有機會藉此提高生產力和國民所得，也就有可能成為未來的經濟強權。
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源豐富、工資便宜、國內市場廣大的巴西和印度的確有其發展潛力。
敢冒險樂於做事
位於南美的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國，人口超過一億三千五百萬。三十年工業化的結果，使得巴西勞工具有純熟的技術。而且，工資低廉，汽車工人每小時的工資是美金三元，比日本的十二元和美國的二十四元便宜許多。
同時，巴西擁有一批在拉丁美洲絕無僅有、聰敏而有活力的企業人才。「我認為帶動巴西不斷向前邁進的是它的企業界，」新英格蘭銀行的黑伊斯（Richard Hayes）指出。
他說，巴西企業界面對的問題很多，包括外匯不足和進口設備受限，「但他們不但能夠生存，還能蓬勃發展，」黑伊斯觀察。
前巴西國營礦業公司的董事長巴提斯塔（Eliezer Batista da Silva）也認為巴西人比其他拉丁美洲民族注重科技，喜歡冒險，樂於做事，「雖然他們不願承認，但他們的確比其他人更像美國人。」
巴西人應付世界變局的能力也與眾不同。七○年代石油危機時，巴西向國外大借石油款（Petro-dol-lars）來投資生產，從事建設，不像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把借到的錢存到瑞士銀行而不知運用。巴西第二
大民營銀行－聯合銀行的副董事長馬圭斯（Marcilo Margues Moreira）透露：「我們把這次危機（石油危機）當作是現代化的跳板。」
花旗銀行的錫爾柏（Thomas Theobald）說得好:「一個國家是否能向前邁進，關鍵在於人民是否有活力，有積極進取的精神。」顯然地，巴西具備了這些條件。
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
和巴西一樣，面積佔世界第七，人口居世界第二的印度，也有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今天的印度有受過訓練的勞動力、高水準的科學與管理人才﹂以及悠久的商業傳統，」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羅森（George Rosen）指出。此外，印度人被認為是商場好手，具有極高的商業天份。
印度官員一向認為印度的商業活力比統計數字顯示的還要強。他們指出，印度主辦上屆亞運時，開放個人進口彩色電視機，雖然必須繳重稅，外匯也必須自己想辦法取得，但仍有許多人遠從東京、杜拜和洛杉磯取貨，使得彩色電視機進口量激增。
新任總理拉吉夫甘地上台之後，印度再次顯示強勁的經濟活力。拉吉夫採取一連串的改革措施，包括減少政府干預、減稅及開放進口和外人投資，結果孟買的股票市場人氣沸騰，交投熱絡。去年四月初至今年三月底，新增的資金高達美金三十億，遠超過一九七九－八○年的八千萬元；平均每天都有一家新公司上市。
在許多外商的眼中，印度是一個誘人的廣大市場。雖然平均國民所得不及美金三百，但它擁有五千萬消費力高的中產階級。
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認為印度將加強外銷，把大部份外銷賺來的錢用來進口，「敏銳的出口商已視印度為一大商業機會」，經濟學人指出。
百事可樂在印度設廠即是外商看好印度的最佳實例。它的一位資深副總經理說:「在印度投資，主要是要在世界第二大市場佔一席之地，並為公司開發一個強力的外銷基地......印度潛力無窮，我們要好好挖掘。」
有許多人似乎不認為貧窮會妨礙印度的成長，「一個貧窮的國家，如果一鼓作氣，奮發圖強，一樣能夠一飛沖天，」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歐爾遜（Mancur Olson）提出他的看法。
脫離外債壓力捲土重來
過去的經驗常有助預測未來。
巴西在一九五○至八○年之間，經濟平均年成長率達七%，僅次於日本和韓國。一九八一至八三年國內市場不景氣時，巴西大舉向海外進軍，攻下許多新市場。去年的貿易總額將近四百億美元，已成為世界第八大經濟國，預計在本世紀內將超過加拿大、英國和義大利。
外銷的成長使巴西連續三年能完全付清外債的利息。去年的貿易出超多達一百三十億美元。花旗銀行副董事長羅德茲（William R.Rhodes）相信：「巴西很快地就會從外債的重壓下捲土重來。」
工業產品的出口也逐年增加。美國商業週刊今年八月指出：「三十年工業化的結果，巴西即將成為一個工業的發電廠。」汽車工業尤其強勁，年產量達一百萬輛。去年汽車與零件為巴西賺了三十二億美元的外匯。
巴西的國民生產毛額去年成長八%，如果繼續維持這個成長率，到西元兩千年時國民生產毛額將達一兆美元，相當於日本今天的水準。難怪哈佛大學的庫伯教授（Richard Cooper）預測：「二十一世紀很可能成為巴西的世紀」。
從去年起，民主政府取代長達二十年的軍事獨裁，巴西似乎顯得更有活力。沙內總統（Jose Sarney）新人新政，首次聘用工商人才為內閣閣員。今年二月，他推出革命性的新幣制計畫（Cruzado Plan），巴西商界一片蓬勃，以至商業週刊指出，沙內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管理經濟的繁榮」。
在東方的印度，過去的表現也有可圈可點之處。
綠色革命帶來生機
二十年前，饑餓的印度必須進口大量的穀物。今天，沒有人再擔心印度人是否吃得飽。大部份的時候，印度穀倉飽滿，甚至還可賣糧食給蘇俄。去年，印度還送十五萬噸的麥子到衣索匹亞。
印度工業有了良好的基礎，一九四七年獨立以後，一直大力發展重工業，在核子、人造衛星和國防工業方面尤其進步。民生工業較弱，近年來開放外人投資，雖然限制仍多，但已使企業體質有了改善。目前在汽車、電腦軟體和彩色電視等方面，都有美國、日本、西歐的參與。
從一九五一至八一年間，印度實質國民所得成長約三○○%，每人平均所得增加五○%，雖然並不十分理想，但在低收入國家中，僅次於中共，已屬難得。
一九七九至八四年間的經濟成長較佳，平均每年五．六%。經濟學人週刊大膽預測，如果印度在本世紀的最後十五年，每年能夥成長七%，而西歐國家以一九七○至八二年間的平均速度成長，到西元兩千年時，印度雖然仍難脫離貧窮（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約美金五百九十元），但因人口眾多，國內總生產毛額可達五千五百五十六億，相當於英國的八○%，並在二○○四年超過英國。
印度和巴西是否能有預測中的高度成長，專家的看法不一，仍然有待時間印證。世界銀行甚至指出，五%的成長率對印度而言，已是「野心太大」。
影響成長的因素很多。儘管巴西和印度具備前述各種有利條件，過去的表現也有值得驕傲的地方，但這兩個國家也同時面臨嚴重的內部問題。
巴西的隱憂包括通貨膨脹、巨額外債以及貧富懸殊。
巴西的通貨膨脹曾高達五○○%，去年還高居三五%。沙內總統雖然以新幣制計畫暫時將膨脹率壓到今年的六五%，但凍結物價、提高工資的作法已產生嚴重後遺症。
貧富懸殊的潛在危機
此外，巴西的外債居世界之冠，已達美金一千零六十億，每年的利息支出就需要一百二十億。雖然每年的出超盈餘足以支付利息，情況比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好得多，但因所賺的錢都用來償債，醫療、教育等方面的社會建設支出就減少，生活成本升高，貧戶更無法立足。這種惡性循環將削弱了整個國家經濟成長的力量。
除了外債之外，巴西還有嚴重的「社會債」－貧富懸殊。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每月賺不到六十美元的最低工資；而全國收入的半數由一○%的人所獲得。在鄉間，一．二%的地主擁有四六%的農地，而大部份任其荒蕪，使得上千萬無地可居的農民紛紛湧向都市。
巴西計畫部長－耶魯大學經濟博士－沙亞德（Joao Sayad）感慨地說：「要在一個貧富如此懸殊的國家發展民主政治，真是難以想像。」
缺乏競爭的精神
貧富不均也是影響印度社會安定和發展的一顆定時炸彈。一九七六年，二○%最高所得的人口，所獲得的收入佔全國收入的一半，情況至今沒有改善。一名觀察家指出，隨著經濟的成長，印度「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城鄉之間也愈來愈緊張。」
隨著民主的發展，窮人的權利意識也慢慢覺醒。他們是否仍然願意接受「貧窮為命運」的傳統態度，將面臨重大考驗。
拉吉夫上台之後，想大力改革，將印度帶入現代化與自由化的二十一世紀。但招致舊官僚與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在強大的壓力下，政策已有出爾反爾的現象。
印度一名工業家悲觀地預測:「目前在印度爭奪立足之地的外國廠商都會失望，就像在爭奪中國大陸市場之後美夢破滅一樣。」
除了新舊勢力的對抗之外，印度的社會組織複雜，不同的種族、階級和宗教時常隱藏衝突的危機，在在威脅印度的政治安定和投資環境。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以及鍚克族之間的衝突尤其激烈。
面臨挑戰無限生機
巴西正處於民主的初期，而目前印度的民主前途也比過去任何時間都來得開放。新領袖的上台，帶給兩國人民無限的生機，但也使他們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
馬里蘭大學的歐爾遜說得好，一個國家的成敗不看它的天然資源或地理環境，而是看它的法律和政府決策。巴西和印度將近十億的人民是否能移充滿自信的走向新世紀，端看當政者的決策措施，是否能確保政治穩定，激發社會活力，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並奉守自由市場原則，隨時掌握外界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