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是報館的外勤記者，跑政治新聞。當時行政院新聞局國內處處長許華國先生告訴我一個故事。 警備總司令部召集各單位討論治安問題，他代表新聞局參加，由一位副總司令主持會議。當談到新聞界的某些表現時，主席對著許華國說，你們新聞局應該多管管那些記者。
許回答，新聞局不管記者。副座愕然，那誰管？許說，好像沒人能管。
副座感慨系之說，我們當軍人的，知道誰管我，我管誰，一切事情就好辦了。世界上居然還有沒人管的人。
那時是威權年代、戒嚴時期，這個故事當笑話來講。30年過去了，黨禁、報禁早已成為歷史，也已完成政黨輪替，許華國物故已久，我也退休多年，不知為何，這兩年老是想這個問題：記者究竟應不應該有人管？
我們的社會行業分類，有「自由職業」這一項，似乎包括醫生、律師、記者這些人。其實，醫生不是自由職業，我晚上得急病去找他，他若不給我醫治是犯法的。律師也不是自由職業，他接了我的委任就不能再接受我對造的委任。數來數去，好像只有記者這個職業是自由的，哪個新聞現場我沒有去，哪條新聞我不願寫，哪個新聞人物我就是要找他碴，哪件事小的我一定寫成大的、對的一定寫成錯的、黑的一定寫成白的。這些行為，除了職業規範、個人操守之外，法律管不著。這樣一來，記者只要不把規範和操守放在眼裡，愛幹啥就幹啥，「自由」極了。
「民主」和「國家」都不應該受傷害
記者的「無拘無束」，還受兩項理論的「支持」，一是「言論自由」──記者說流感疫苗無效，衛生署長認為他們的「宣傳」因而害死了很多人，向法院告他們，他們說這是「可受公評之事」，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另一是「社會責任」──「社會責任論」本來是約束新聞界不可為惡以戕害社會，現在許多記者卻拿來作「無所不為」的擋箭牌了。
記者還是有人管的，那就是法律。大家都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對新聞界來說就不太適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法院審判新聞界的言行，都十分謹慎，深怕傷害了言論自由，使民主制度受損。譬如美國，有關新聞自由的官司，通常都由最高法院裁決，每多曠日持久。而一個民主尚不成熟的國家，政治通常可影響司法，行政部門貪污腐化之事所在多有，希望媒體少揭發，希望討好記者之不暇，還會以法律訴究他們嗎？
在台灣，還有一種情形為他處所無，即媒體可在藍綠對立中漁人得利。你可捧一邊罵一邊，不管合不合是非標準。倘你批評我、告我、辦我，我就說你「政治迫害」。
此言一出自然有群眾起鬨，就鬧成所謂的「事件」，或曰「影響和睦」，或曰「破壞團結」，一祭出這樣的大帽子，誰還敢碰新聞界？記者沒人管，那只有靠新聞界自律了。
自從美國於1970年代設立「新聞評議會」以來，各國都仿效，包括中華民國在內，新聞評議會就是「新聞界的法院」，但是有多少人能數出美國新評會判決幾件大案子？而我們新評會的種種，恐怕更沒人知道了。 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我們不希望約束言論自由以傷害「民主」，但也不願放縱言論自由以傷害「國家」。 當法律的外在防線不穩固，而新聞界內在的道德防線又瀕臨瓦解的時，記者應不應該有人管？這不僅是一個兩難的命題，而想到國脈民命，又叫人不寒而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