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大陸「孔孟學會」來台造訪，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同時也是「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理事長的孫震，曾發表了一篇「儒家思想與現代經濟成長」的演說。
研究經濟學起家、同時熟稔傳統儒學的他，在這波國學熱裡看到了什麼？
道德於經濟 窮困仍有幸福感
首先，他發現，儒學思想最強調的道德，正可導正目前資本主義走向偏鋒的危機。
美國總統歐巴馬曾在就職演講上痛陳，「當前的經濟困境，是由於很多人的貪婪和不負責！」
過去多數人認為，儒家思想只重倫理、而不重財富，代表傳統仕紳精英的「德本財末」觀念盛行。才使得中國遲遲無法出現現代化的經濟成長。但孫震強調，其實孔、孟思想並不反對追求財富與商業發展，但鼓勵的是施政者努力創造人民的財富，而且必須是公平的競爭。
對儒家來說，財富必須符合原則才能接受，否則寧願沒有，因為人生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價值。如孔子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即如此。
在資本主義驅使下，企業常被訓練成一切向利益看，做出損人利己之舉，帶來一連串的成長副作用。但在儒家的價值系統裡，「倫理」和「精神」面的價值，卻優先於「經濟」和「社會」。
孫震解釋，在那個年代，即便人們失去了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卻仍然可以感受到幸福。 這種道德優先的主張，便是儒家思想給予現代功利社會的一記警鐘。
中、西方資本主義皆具道德前提
而且，被譽為「資本主義之父」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同樣強調個人追求財富須有道德前提，主張與儒家並無不同。
在1776年寫出影響深遠的鉅作《國富論》（The Nature and Cause 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亞當．斯密早在1759年出版過另一本《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綜合兩本論述，亞當．斯密認為，人性中兼具了「利己」及「利他」。利己可驅動個人在創造財富之餘，同時促進整體社會的經濟發展，即是著名的「私利公益調和說」。
但亞當．斯密同時指出，人性中還有審慎（prudence）、公平（justice）、仁慈（beneficence）這三種利他特質。
公平近似儒學講的「義」，告誡在追求財富過程中，不能損及他人權益，仁慈則是進而增加他人利益，這兩種概念都是一種非商業的「倫理價值」。
當各國政府為防堵層出不窮的經濟禍害忙於修法時，《論語》〈為政篇〉早就提出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解釋法規的節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內心對倫理的堅持，才能使人在面對利益時，能做到有所不為。
孫震感歎，一個國家的文化如果太重視功名利祿與金錢權勢，而缺少倫理的節制，不管法規制度如何健全，總是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企業弊端仍舊會不斷發生。
根本的解決之道是，一方面鼓勵企業在倫理規範下作生意，另一方面則要改善社會的價值觀，讓人們減少對金錢權勢的追逐慾望，而這些地方都可借重儒家思想的薰陶。
如同早年批評國學無用、一味歌頌西學的胡適、傅斯年等民初學者，均是到了晚年才驚覺國學的豐富價值。 一輩子研究現代經濟學的孫震如今也發覺，當人類開始發現自然的限制，技術也不再突飛猛進後，「儒家思想應該可以對往後的經濟成長有重要貢獻，只是我們還沒注意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