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公民記者」的崛起，讓社會議題討論不再是學院內的紙上談兵，更演化出「走出去」「主動瞭解」的新行動監督勢力。
回顧這段演進，在樂生事件醞釀期間，當時在海外進修的政治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黃厚銘越洋E-mail「給社會系同學的一封信」。他直指，「做為未來台灣社會中堅的你們，現在就已經呈現出來的老態：現實、自私、冷漠、疏離。」「研讀社會學，卻一點也不關心社會，那麼，社會學對你們的意義會是什麼呢？」
原先這封只是給少數幾個學生的私人郵件，卻因正好切中當時學生行動力的軟弱與茫然，被廣泛轉寄、流傳，為樂生學運立下了一個行動力的基礎，許多學生深受感動，至今仍不斷被部落格轉貼。最後，台北市捷運局妥協，改變工程路線，樂生療陽院部分建築群得以保存，堪稱是千禧年後學生運動的第一場勝利。
樂生參與者 持續經營台灣公民意識
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包括勞工、性別、環保在內的各種社會運動幾乎都與民進黨合流，抗爭對象非常一元化，矛頭全指向執政的國民黨，並將之與威權體制畫上等號。
然而，在民進黨上台後，許多野百合學運世代進入政府任職，當年在野時所承諾的社會議題兌現不了，社會運動者恍然大悟原先的「政黨同志」上台後突然180度轉變成自己必須抗爭的對象，政治認同充滿矛盾與掙扎，也在如何更精確地找出社運著力點上吃盡苦頭。
社會運動尚且如此，在「藍綠標籤」盛行的社會氛圍下，新一代的學生動不動就被掛上「政黨收編」的符號，比起從前的世代不只壓力更大，議題摸索也更顯得無所適從。
然而，就如黃厚銘這封信點出的「行動力」議題，樂生事件的能量也逐步醞釀出新的出口，公民記者風潮緊接著拉開序幕，達到高潮，更多學生投入《苦勞網》《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等公民網路媒體，《苦勞網》更曾獲得卓越新聞獎社會公器獎。
2010年可以說是台灣公民記者全面獲勝的一年，透過自行發展出來一套運作網絡，和環保團體、主流媒體串聯，在苗栗大埔、國光石化等環保議題取得階段式勝利；政府也開始重新檢討環保政策的規劃程序和關懷對象。
《遠見》特別邀請黃厚銘，與當年受到書件感動的樂生運動中堅幹部、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公民記者何欣潔對談。一個是鼓勵走出象牙塔的老師，一個是發揮行動力的學生，兩人共同回顧這封書信的意義，以及彼此對於未來的期待。以下為對談精華：
筆戰四起，不如一封信呼籲起而行之
黃厚銘（以下簡稱黃）：說這封信造成多大的迴響，我實在不敢當，其實我自己也是被樂生運動所感動到的人。我當時人在國外，寫信時也沒去過樂生。當時動機很簡單，在MSN中我先是要我的社會系學生去現場看一看，體驗一下，結果他們用功課太忙、寫論文種種理由不斷推拖。我說不動學生去看，就想，好吧，來寫一封信跟他們講道理。
就像我信中講的，我沒有要他們選邊站，只是希望他們能走出去，看過之後再決定對這件事要不要有立場，或是自己是不是和這件事不相干。因為，真正做學問最要緊的是「起而行」。
我是1966年次，從大二時開始接觸學生運動，當時我也經歷過政治認同轉變的心情掙扎、轉折，所以不是一開始就投入學運。
2000年政黨輪替後，台灣的學生運動有段時間確實有失去抗爭目標、訴求對象模糊的現象。這是時代給他們的挑戰，從前的敵人就只有一個「威權體制」，相對簡單，但是時代變了，敵人不再是那麼清楚。不過，我反而覺得這樣很好。因為敵人不明確，自己要花更多時間釐清議題，費更大力氣去感動更多人。如果運動的政黨顏色很清楚，簡單講，只要開遊覽車動員就好。
對我來說，當時如果樂生事件有很明確的藍綠之分，我也會沒辦法跳出來為他們寫那封信，因為寫了那封信，整個標籤就會貼上來了。「反民進黨不代表我是藍，反國民黨不代表我是綠」，這件簡單的事情在那時候很難說清楚。
何欣潔（以下簡稱何）：我是2003年進台大法律系，大四時是樂生運動最瘋狂的時期，本來考慮報考社會研究所，但是因為台大城鄉所師生對樂生投入很多，思惟的模式也滿熟悉的，就決定改考城鄉所。我記得，研究所考試那天正好是去向當時行政院長蘇貞昌抗議的日子，還沒寫完我就趕快交卷。不過，因為樂生議題也出在考題裡，我有很多實際的想法，就直接寫進答案裡了，後來也考上了。
剛進大學時，大學校園氣氛確實不適合搞運動，十分沉寂。不管動員、說服難度，都不亞於讓議題登上主流媒體。而且，過程中最可怕的是會有一些熟讀社會學理論的人用很深奧綿密的理論打筆戰，但如果筆戰只是紙上談兵、賣弄所學，根本沒有到現場去觀察，無現實所本，充其量只是書讀得多。
還好，當時黃厚銘老師的信像及時雨，給參與樂生事件的學生很大的回饋和幫助。
大家都是在做中學，你要去行動才能瞭解當初捷運路線決策的過程是如何，樂生院民是弱勢，舊新莊居民在交通和地域發展上也是相對弱勢，渴望有捷運。兩個都是弱勢，到底要怎麼辦？
一直到 2006年我們辦了第一次遊行，600人上街頭、六步一跪，議題才逐漸讓全台灣知道，加上當時陳水扁聲勢又下滑，蘇貞昌是有政治企圖心的行政院長，在那樣的政治狹縫裡，議題才獲得重視。
知易行難，因此網路炫學並非社會實踐
黃：我自己搞理論，瞭解很多學生剛學到一點東西就喜歡炫學，在言詞上做爭辯。但是理論和實踐之間不該是有那麼大的鴻溝，讀什麼東西都要有生命！你要真的有感覺！應該跟生活經驗密切相關！
就像在那封信裡我跟學生說的，你們會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德國社會學大師）談得非常好，可是他的那套東西如果從來沒有跟你的生活經驗結合，就只是讓你拿到學位畢業而已。
反之，要把哈伯瑪斯讀好，可能從生活經驗中你會發現他不是全對，會覺得他不夠，你會被逼著去學下一個學者的理論，或是對哈伯瑪斯做出修正，這樣讀書才讀得好。
何：當時網路上有人在流傳我們在樂生門口領便當（被特定政黨動員），但根本沒有！要寫炫學文章，好歹還是要到現場，但在樂生事件裡，我們也看到許多人只是憑著網路上片面的資訊去寫評論。大家都太相信網路，但其實現在大家看到的許多環保團體抗爭成功案例，都是耕耘很久的。
例如國光石化議題，先是有吳晟老師（作家）在彰化揪團，彰化環保聯盟蔡嘉陽、施月英等人登高一呼，才有辦法多人響應。大家看到一呼百應會覺得網路很神奇，但那是醞釀很久的效果。
社會需要身體力行，按讚只是虛擬實踐
黃：我自己也做網路研究，到底網路是讓人更有行動力？還是更沒行動力？答案不是單一。因為網路很多人也許不上街，只要在Facebook上按個「讚」，就好像是串聯支持。
但反過來講，那些宅男宅女是不是可以走出來，不是只在網路上打嘴砲。重點對於社會發生的事大家感覺要夠真實、強烈。
在我的期望中，是下一代要找到他們對這個社會改革的著力點，有運動一定會喚起某些人，我自己就是被運動改變的人，行動之後就會有些人被啟蒙。今天，真的可以看到對運動愈投入的同學，在思考問題時角度確實比較多元，層次比較深入。
我也注意到公民記者的的崛起，我很高興學生有另一種結合學問和行動的新方式出現。很多台大、清大的學生會在災難發生後集體進入災區，當初清大社會人類研究所成立時，老師們就很有共識，要找的是有實踐力的學生。 當然，做為一個教育者，我不會主動遊說學生參加哪一個特定主張的活動。比較可惜的是，當初那封信我是寫給政大社會系的學生，我回台灣後也時常親自參與一些社會運動，希望以身作則，讓學生感覺好奇，進而比較不冷漠。只是，政大社會系的學生改變不大，也許是我把自己當年在台大念書的學運經驗膨脹了。（歎）
何：老師，不要難過。（反過來安慰）我相信老師那封信已經埋下了種子，他可能不是行動在現在，但有一天會去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