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需要各種資源，可是我們的天然資源有限，只有一些石灰石、一點點煤，而煤礦一天生產不了多少，又經常造成災害。除此之外，就只有人力資源。
頭十年的發展，失業率比較高，大概有六%，慢慢我們就增加很多的就業機會。到了第二個十年，我們就想，既然人力多的話，我們一面普及教育至九年，同時注意工職教育，一面就充分發展勞力密集外銷工業，因此提供外銷工業發展的優良環境。
聯合國協助發展經濟
我們真正把人力看作一種重要的資源，並且有計畫的提高人力水準，是從一九六三年開始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美援會改為經合會之前，約五年時間沒有經濟設計機構。事實上各部門的發展計畫分散在各部會，做了之後由美援會集中，彙編成四年計畫報行政院，再由行政院副院長開會審查幾十次。
經合會恢復後，主要負責經濟設計，與經濟發展計畫中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經合會集合有關機關來統籌、引進。過去對聯合國提出計畫，是由外交部接洽，經合會成立後，我們和外交部商量，外交部說：「很好，你們的工作可以和我們配合。經合會可以配合四年計畫決定需要和優先，經過我們審核後再送聯合國有關單位。」並且表示要提就要提好計畫，好計畫可以多得到一些錢，提不出好計畫就少拿錢。
後來聯合國成立了一個UNDP，專門來管理發展計畫。因為我們計畫多了，UNDP就直接派員設立辦事處作為代表，前後約有十年。
我們對別國也有貢獻
當時我們會同農復會草擬成立食品研究所計畫，因為我們開始以農業為主，農產加工為食品甚為重要，UNDP就先派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來看計畫，加以評估。接著討論計畫中，需要那些專家、設備、需要培植那些人到國外深造及所需經費。
美援協助送出去培植的人，視何國最合適而定，主要是送到美國，但是也可以送到第三國，如日本，因為日本與我國情相近。歐洲也可以考慮。
我們很快變成美援訓練人員的第三國。發展比我們慢的國家，由美援選送來我國訓練的人數也上萬人，因為我們的計畫做得蠻好的，各方面發展的經驗，對那些國家適用。這也是我們對其他國家的貢獻。
我們送出去的人一共有兩、三千。後來美援會協助他們組成中美技術合作協會(這個團體目前每年還有集會活動)。美援送出去的人也有高級專門人員，主要是考察，時間較短。像俞國華先生，就曾經率領資本形成考察團去考察兩個月，這個考察團多為銀行家，他們去看美國的金融機構、證券市場等。
經合會也因筆者重視人力，於是五十三年就召開了一個全國人力會議，討論人力教育與末來供求的關係。把工商界、教育界和各政府機構有關係的人都請來談這個問題，得到很多有意義的共識。
加強工業教育
剛來台灣時，普通中學占的比例高達五０～六０%以上，職業學校很少，尤其工職學校更少。但到了一九六三、六四年，有一次我跟黃杰主席到台東參加一座大橋的落成典禮，休息的地方是一所農業學校，那位校長告訴我：「現在招不到學生了，整個經濟結構正在改變，學生也越來越難找，不願意學農職。」我立即與黃主席協議，用美援相對基金，幫助六所農職改為農工職校，加開工業職業教育課程，效果很好。
我記得最先有一所是在桃園，因為工業化初期工廠多半蓋在桃園。桃園地區工業需要人力，所以改制後農校的校舍大大擴充，適合當地的需要。
我到財政部之後，提倡學校學生儲蓄運動，從小學、中學、職校辦起。有一年我再回桃園農工職校，校長感謝我試辦的效果很好。這時候農業只有一、二班，其他都是工業。因為農業用地大，還要有實驗農場足供其擴充。所以過了幾年，大部分農職都改了工職學校。可見經濟結構在變，人力結構也要改變、教育必須配合。
工職教育符合需要
第一次人力會議討論時，高中、高職的比例是六比四，後來高中的比例逐年降低，現在的比例已經到了三比七。職業學校的升學壓力較小，因為這些人從學校出來就該就業了，但這並不表示從此不需要再受教育了。
在歐洲，這不過是一個階段，學到一些技術後，將來還是有機會再受更高一層的教育。學了做，做了再學，努力的人也有機會讀大學、碩士甚至博土。
我在兩個月前曾到台灣工業技術學院，那裡專門收工專和高職畢業的學生，工專的讀二年，高職的讀四年，之後就可以拿到學士學位。該院也有研究所，有碩士及博士課程。
我們的教育有七０%是屬於這類職業學校，但是社會的注意力卻只全心全力的擺在這三０%的高中，尤其是聯考。應該讓七０%的人也有好的機會做事、升學，做事、升學，一段一段的走上去。這樣一來，人就不會擠在這三成學校，落在聯考的陰影中，從小就補習起，補到進了大學為止。
事實上，從台灣工技學院出來的學生，七０%到工業去、二０%到政府去、五%出國，比一般大學好多了。而且真正符合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卻沒有給它足夠的重視。
人力問題實為教育問題
而且，唸高職將來應該比唸一般高中有希望，因為可以學到專業技術。只要這個教育系統完整的話，他一生都有一個很好的計畫。現在台灣工技學院也有碩士班、博士班，雖然比例比較低，總是有希望。所以很多人力的問題，實在很多都是教育的問題。我們的師資教育過分重稅普通教育，忽略了技能教育。
當時開人力會議時，也順便討論到了人口問題。一九六０年人口成長已經到了三．六%，很高。一九六一年美援會投資小組舉辦「加速經濟發展會」展覽，那時把很多經濟成長數字，做成模型、漫畫、圖片模型，使大家一看就懂，印象很深刻。
我請了一批經濟學家和新畫家共同討論，把經濟學上的意義，用通俗的方式表達出來。像當時造了石門水庫，有了石門水庫後增產的稻米，只夠一年增加人口的消費，所以我們就畫了一個人張著大口吞下石門水庫。當時每年增加的人相當於一個高雄市，這個負擔很重的。我們沒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造石門水庫，或是建設一個人口三十五萬的都市。
這個展覽，各單位都來參觀，看過之後大家有個印象，為什麼我們要加速經濟發展？因為我們地小人稠。
合法賺錢是應該
而我們的土地觀念，由於五千年來以農為本，所以土地法也是以農為本，沒考慮作工業用。土地改革的三個階段：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這三個發展階段也都是談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並沒有談到用途。但今天這些都成了辦工業的人的阻礙。所以推行一個政策，一定要讓大家瞭解。
此外，大家都以為當時貨幣不穩定，還是買美金和黃金比較好。假如拿這些土地做工廠，可以有多少人就業？增加多少國民生產毛額？這些都做成模型，而且一看就曉得。整個經濟和產業，要由大家共同溝通觀念，認識這個道理。還有，中國人都有一個觀念，就是怕你賺錢。但是，合法的賺錢還是應該的。
當時，人力資源的發展是筆者已認清很重要的項目，在第四期四年計畫中也列進去，以後每年都繼續列入。可是列入後，還是有少數人弄不清楚。經國先生對人力發展、人力資源並不是怎麼樣認為很重要，他不大表明的。所以當他在五十八年主持經合會時，調整組織，不同意繼續設立人力發展單位。
原來人力發展小組在經合會初期是有的，後來反而取消掉。經設會改組成經建會後，初期還沒有恢復。後來經建會也是先有一個人力小組，由副主委孫震召集，一直等到成立正式的組識條例時，才有人力發展處。
人力發展會議第一次開會的時候，我們特請考試院長孫哲生先生主講人力發展的重要性。他說，由於以前國父講過：「我們要對付西方帝國主義，中國一定要人多。」孫科解釋：「我父親那個時候是民國初年，清末深受西方白色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很多人去應付。後來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出來後，人越多的話越貧窮，越貧窮越容易成為共產主義的溫床，所以人口多不是個好事。」這話見報了，報紙上的社評紛紛響應。
一九六二年，尹仲容寫文章說，假設我們人口成長是二%的話，我們就不必依賴美援。但立法院又有人去質詢：「怎麼可以拿美援的錢來做節制人口的宣傳？」認為大不應該。後來尹先生去世，我繼續執行由民間團體推動家庭計畫方案。不必喊口號，寫文章、實際去做一樣有效。
家庭計畫推展成功
家庭計畫是一九六四年開始的，這是我和黃主席談好的。那時候經合會和省政府每三個月有一次會議討論，檢討各項計畫進度。我們決定請許世鉅組長把在鄉村做的經驗，推展到都市來。統計顯示，那時母親在第四胎起，孩子夭折的比例很高。當然在當時，整個醫療還沒到目前這麼好的水準。
而在軍中，這個工作做得反而早，因為蔣夫人看到軍眷中墮胎數字有墮到七胎、十胎的，這樣高。她要許組長在眷村推行家庭計畫，墮胎對母親健康有很大傷害的。
記得在五十一年有一次霍亂流行，霍亂都是出現在衛生情況很差的地方。尹先生請許組長一面推行清潔運動，同時請許先生藉這個機會趕快推行家庭計畫。因為越窮困，人口就越多。當時為了積極推行，又同時推行兩個計畫：一是加強香蕉外銷(尹先生本來就很重視香蕉外銷)，第二是充分就業，以貢獻經濟並避免人口增加。
一言安邦，一言興邦
家庭計畫的推動，對低收入的家庭有很大幫助。低收入的人小孩子多、負擔大，就永遠不得翻身。民國五十五年筆者曾面陳先總統蔣公，經濟發展兩大目標，一是增加就業，希望達到全民就業。二是縮短貧富差距。因此減少低收入者的家庭人口負擔，實有必要，蒙他老人家首肯，公開討論後，決定這時候應該減少人口，真是「一言安邦」。
後來我們找一個在美國衛生組織做過事的公共衛生專家方頤積博士，主持一個計畫家庭協會，作整個策畫和推動。後面則由省政府衛生處的許子秋繼續推動。到了一九七０年，人口成長就由三．六%降到二%。再加上優生保健法通過後，就更好了。
之後執政黨在民國五十六年九屆五中全會開會時，何應欽和孫科兩位老先生談：「本黨應該要有人口政策。」但也有人仍覺得再多人也不會有問題。他們說，只要反攻大陸後有足夠的地方可以生存。先總統蔣公在大會最後評語中，對這個問題肯定的說，他現在認為我們應該有人口政策了，其是一言興邦。
(林慧芬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