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已逝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大師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看到南韓和迦納在1960年代，也就是30年前，各項經濟數字是極相似的：國民所得差不多，皆以原料出口為主。
但是30年後，韓國已是全球第14大經濟體，出口汽車、電子設備，民主日益鞏固。而迦納依舊未變，國民所得竟只有南韓的1∕15。為什麼會這樣？杭廷頓認為：是文化的影響！南韓重視節儉、努力、教育、紀律、投資，而迦納的價值觀不一樣。
多年前在上海「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上，長江管理學院院長項兵提出：「美國是一種開放的文化，因此產生創新的科技產業；德國和日本是嚴謹的民族文化，因此精密的製造業得以發展；法國、義大利受歐洲文藝復興的影響，在藝術和創意產業上特別有成。」他自問：「我們中國的文化特色是什麼呢？」
近年來，不論是國家發展或經濟走向，許多人都把注意力指向「文化」；一位經濟學家多年來觀察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後說：「現代經濟的指標、理論和數字，只能解釋一個國家大部分的經濟成果，而剩下的無法用數字說明的，就是文化了。」
傳統文化應融入現代社會
文化是什麼？這可是一個大題目。
曾獲類似人文諾貝爾獎的美國「克魯格獎」、歷史學者余英時在接受訪問中說：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中國傳統文化中，相信人除了日常生活，還有一個精神上最高的東西，就是「道」。
另一位中研院院士李亦園也為文指出相同的意義：文化是指一個民族具體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以及抽象的價值觀、邏輯思惟和理想典範。
文化這個大題目，近年來愈講愈多，也愈講愈亂，尤其年輕人懷疑文化會不會成為一個無邊的沼澤地，處處可以進入，也處處可能淪陷。於是，北京大學的一批文史哲學生懷著這樣的困惑，花了一年時間請教文化作者余秋雨。
余秋雨是近年來最能用淺白的語言、深刻的思考，闡述中華文化的作者。他將這些學生與他的對話集結成《問學》一書，在大陸出版，造成轟動。最近他又與一批台大學生對話，納入這個集子，在台灣出版，名為《中華文化——從北大到台大》。
在這本深入淺出回答兩岸學子提出的「文化」課題中，他給文化下了最簡短的定義：「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按照這個定義，所謂中華文化，就是中國人的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
他同時也進一步詮釋中華文化和其他文化不同之處，是有三個道：禮儀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
中國人的「禮儀之道」是天下為公、仁愛、至德、謙讓、恭敬；「君子之道」是中華民族的人格理想，例如「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坦蕩蕩」「君子求諸己」「君子溫良恭儉讓」。「中庸之道」是反對一切極端主義，因為相信極端必引發災難。
如何把傳統的文化深入政治、企業、教養，讓社會的精神文明有魂有魄，才不致「粗話」「謊話」的價值觀當道，遺害子孫。這正是台灣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