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2010年8月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預估明年的製造業產值可望成為全球第一，把美國擠到第二。
雖說中國在經濟超級強權的名次節節高升，許多人卻質疑這些近期的重大成就。他們不相信中國未來可能比美國更富有，因為根據官方匯率換算，美國2010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是中國的三倍，而平均每人GDP則高出十倍。他們也不相信中國能很快取代美國，成為新科技與其他創新的主要源頭。但外界幾乎未曾察覺，過去四年來，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低調但刻意轉型，希望擺脫成功的中、低技術製造業經濟，往精密的高科技經濟發展，不過使用的方法是哄騙、吸納，甚至是脅迫西方或日本企業。
中國政府計畫提高研發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目前是1.7％，希望能在2020年提高到2.5％；而美國目前的水準是2.7％。和西方各國政府一樣，中國政府出資挹注一些新興領域的大型方案，例如新世代核能反應爐、奈米科技、量子物理、清潔能源、水質淨化等。同時，政府也強制好幾個部門的多國籍公司，把技術與國營企業共享，做為在中國境內營運的條件。這個做法激化北京與外國政府、企業的緊繃關係，也凸顯一個重要課題，就是中國式社會主義能否與西方資本主義共存。
中國官方希望保護本國品牌
我們的研究顯示，自2006年起，中國政府開始推動新政策，以取得多國籍公司的技術，涵蓋好幾個以技術為基礎的產業，像是航空運輸、電力、高速鐵路、資訊科技，現在可能還加上電動車。相關規定都對外國公司投資中國，以及進入中國市場加以限制，並對在國內生產的設備設定很高的自製率，還強制外國公司把專利技術，移轉給與國營事業共同設立的合資企業。這些新規定相當複雜，而且不斷修改。過去幾十年來，外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愈來愈容易，但這些新規定反轉了這個趨勢，讓各家企業執行長進退兩難：一種做法是遵循規定，與中國競爭對手分享自己的技術；或者拒絕配合，錯失這個全球成長最快的市場。
這種策略引爆中國政府與外國公司幾度發生爭議，也讓一些公司回過頭來重新檢討本身的策略。但許多公司沒辦法抱怨。對那些消費產品巨擘，像是寶僑（P&G，大陸譯寶潔）、聯合利華（Unilever）、百勝集團（Yum Brands），中國政府不再像從前一樣關注。這些公司在中國銷售多年，在消費者心目中已經是本地品牌，而且公司的最高管理團隊中，也有許多中國主管。然而，中國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干預卻增高，例如，2009年阻止可口可樂購併匯源果汁（Huiyuan Juice），顯示中國政府希望保護前景看好的本國公司與品牌。
獨門技術是與中國談判的最佳籌碼
但對於技術密集公司，中國政府基本上已修改遊戲規則。對這些公司而言，中國是個龐大的市場；不少公司在中國境內有幾十家分支機構，雇用數萬名員工。這裡也是很好的學習地點：中國市場的複雜性與快速發展，促使這些公司在這裡設置更多的研發設施，在當地開發產品。政府的新政策將會加速這種趨勢，迫使企業比原先計畫的時程更快引入尖端技術，並接受他們恐怕不太樂見的條件。
而這些公司的最佳策略，就是繼續維持自己對中國政府、國營事業合作伙伴與顧客，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西方公司有很多中國需要的東西。例如，IBM正在協助廣州市國營地鐵，建立「智慧型」鐵路管理系統。同樣地，奇異（GE）憑藉本身航空技術的知識，得以在2009年，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協商建立伙伴關係，開發商用飛機。奇異希望這項投資和其他地方的投資一樣，能自己完全控制，但在中國不太可能。多國籍公司如果擁有中國所需的獨門技術，就最有與中國當局談判的力量。
與中國維持緊密又安全的距離
擁有豐富技術的多國籍公司，能和中國領導人直接碰面。因為這些領導人發現，和擁有相關技術的外國企業執行長打交道，比較有效率，不會像他們的政府那樣，動不動就提出譴責。AIG前執行長漢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就是最好的例子。
格林伯格在1970年代就培養與中國領導人的情誼，同時把失竊的中國文物買下，然後歸還中國，25年後，中國政府向外國公司開放保險市場時，就給了AIG特殊待遇。
全球化的力量，促使中國與外國公司以新形式合作。許多新興市場銷售的產品，與已開發市場使用的類似產品，有不同的設計標準，而中國身為全球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往往是這類產品的最佳研發地。例如，上海汽車工業（Shanghai Automotive Industry Corporation）與福斯汽車（Volkswagen）持股各半的合資事業，設計了一款新車，可供雙方在其他新興市場銷售；上海汽車另外與通用汽車（GM）合資成立的公司，進軍印度市場。其實，對希望在新興市場有成本競爭優勢的多國籍公司而言，與中國業者的合作，變得日益重要。西方公司面臨進軍全球電力產業的新進業者競爭，像是韓國電力公司（Korea Electric Power），贏得開發中國家標案的機率因而降低，除非西方向中國採購，才有勝算。目前可選擇的合作方式比從前多，而中國政府透過援助預算、政策與對企業交易的支援，足以左右演變中的新秩序。
多國籍公司已學會更有效地保護自己在中國的智慧財產。它們把最先進技術分割給不同伙伴，並指派更多母國員工處理敏感性工作，而且，與中國伙伴建立更牢固的個人與組織連結。
本文作者湯瑪斯．郝特（Thomas M. Hout）為香港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塔夫斯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Tufts University’s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新興市場企業中心研究員。潘卡．葛馬瓦（Pankaj Ghemawat）為西班牙巴塞隆納的IESE商學院全球策略講座教授。本文譯自“China vs the World：Whose Technology Is It？”HBR, December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