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本《情義在我心—徐立德八十回顧》新著，將是百年動盪的大時代中，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在台灣經濟發展、民主轉型與兩岸關係突破過程中的詳實紀錄。作者第一手的分析與直接的參與；兼有現場感與歷史感。
80年前作者出生於湖北漢口，14歲隨雙親來台，22歲在台灣行政專校畢業，高考及格後分發到考試院擔任薦任科員。他很可能就像大多數公務員一樣，奉公守法、默默工作，然後按部就班地退休。
但是他勤奮好學與力爭上游的個性，以及工作上的優秀表現，在極年輕時就脫穎而出。29歲取得了政大政治學碩士，31歲就被派至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八個月。
40歲以後歷任財政部常務次長、省財政廳長。50歲時，他在事業上達到另一高峰：擔任財政部長、國民黨中央委員，並選為美國艾森豪基金會得獎人。從那時（1981）起，徐先生就在台灣政壇占了一席之地。
從回憶錄第二部開始，他的從政生涯就與台灣經濟發展、國民黨盛衰、李登輝執政、總統大選，及連宋的分與合、兩岸關係的突破，密切相關。這是關心台灣發展的海內外人士，不能錯過的部分。
（二）
被認為是「青年才俊」的徐先生，擁有很多特質：才思敏捷、有說服力、做事幹練、做人細心、並且潔身自好。他可以廣交四方朋友，但不失分寸；他為了把事情做好，可以委曲求全。他的決策可以有彈性，但把握住原則。 這正是台灣走向民主過程中，政治人物所需要的條件：廉能、認真、肯做事、有效率、會溝通、能調整。
40歲起，徐先生在財經部會擔任次長，然後擔任財經二部部長，開始逐漸「接近」權力核心人士。除了經國先生，他特別受到孫運璿、李國鼎與費驊三位先生的賞識。
然而政治的詭譎多變，54歲時因十信風暴坦然辭去經濟部長，雖然問心無愧，但終有壯志未酬，寫出「十信下台留有遺憾」的內心感受。文中他寫著：「我極喜愛經濟部這份工作，也認為適合我的個性。當時的確也全力投入，不眠不休地工作，希望在學者專家企業界共同努力之下，有計畫地將台灣的經濟往前推進。」
抱著失落，選擇去哈佛大學進修，那是一段放空自己與放眼天下的難得歲月。一年後得公共行政碩士回到台灣。 我記得1986年暑假在台北，他剛從哈佛回來，聚在一起談起他選過Robert B. Reich、Ezra F. Vogel（傅高義）的課，又細讀Arthur Okun的書：《Equality and Effciency：The Big Trade-off》。這些著作也正是我在美國教書時常引述的，我們談得興高采烈。記得曾告訴他：「我的志趣就是推廣這些理念，你的才華就是要把這些理念變成適合國情的政策。」 等待再被重用的那二年，是他一生中難得的沉潛。
（三）
1988年8月，徐先生進入國民黨財務委員會任主任委員，主席李登輝成了直接的長官。他的事業在62歲（1993年）時，再攀高峰。那一年2月連戰組閣，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並曾兼任經建會主委一年半）。從那一刻起，徐先生就是權力核心之一。
接踵而來的挑戰一波接一波。台灣的財經與大陸政策，國民黨內部權力的更替，連戰二次參選總統（2000年連蕭配、2004年連宋配），連戰的「破冰之旅」（2005年4月），他無役不與；也無不全心投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政務官任內推動了不少影響深遠的重大政策（包括推動加值型營業稅制、創設境外金融中心；改組強化中國生產力中心，創立經濟部產業諮詢委員會；推行全民健保、規劃亞太營運中心等），也以在野之身，策劃連宋配與「破冰之旅」，但自己從不居功。這種「成功不必在己」的風範，在政壇已是鳳毛麟角。
台灣有幾個政治人物是可以立大功、成大業、留名歷史的。可惜在權力顛峰時，他們沒有看清世界潮流，也沒有看清台灣前景，只看到片面的民意，部分群眾的歡呼，身邊人士的忘情慫恿；在權力誘惑下，終至產生一廂情願的推斷，帶來了「一步錯、全盤輸」的結局。可惜的是，因為這幾個人物的政治操作與翻雲覆雨，使台灣社會的進步停滯了20年。我猜想作者的遺憾是他盡力想對他們有一些正面影響來扭轉大局；但事與願違，帶給他深沉的失落。
（四）
近20年來，不分晝夜地投入公務與選舉，使他的夫人劉勤生女士十分心痛與不捨。當她於一年前（2009年2月）往生時，他驀然回首：「我才驚覺對她的倚賴如此之深，而她對我的包容，又是如此之廣；……讓家成了溫暖的港灣，也讓我在公務上無後顧之憂。……近日每思及此，心中既虧欠又感謝」（引自〈結語〉）。今年2月出版了《劉勤生畫集》，作者又寫著：「她的重要只有在失去之後，才有刻骨銘心的感受。」 老伴的過世，帶給他沉重的打擊。往日的笑容、豪氣與幹勁突然消失了。自責過去為了工作，沒有常常在家；現在要來補償，已為時過晚。他沉痛地寫出：「我們未來許多想法與規劃，也都成為夢幻泡影，這種失落與變化，對我來說，實在是無法彌補的缺憾。」心情的鬱卒使他開始研讀哲學與宗教，參悟人生無常的道理。這是書名中的「情」，也是他一生的「愛」。
他的全心投入公務，是為了朋友，也是為了國家。這即是他偶然自嘲的「愚忠」。「朋友」是連戰，「國家」是中華民國。他一直堅信：這個充滿理想的朋友，值得支持；這個充滿顛簸的國家，應當愛護。
14章〈風風雨雨總統大選〉的最後一段，出現了他最率真的自白：「在這段人生旅途上，我完全扮演連先生客卿幕僚的角色，並未占有任何名位與酬勞，所作所為都不是分內之事，只是憑著對時局的關懷與私人情誼，來盡自己的力量。」
這是書名中的「義」，正是他政治生涯中一直堅守的「義」。
他關心兩岸和平，期待國民黨再起，他更希望看到民族復興。這是他在離開公職後，生命的寄託。他往來於兩岸，終於促成連先生展開歷史性的破冰之旅。兩黨領導人的會面，在握手那一刻，開啟了和平之門，機會之窗。連戰主席與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連胡五項共同願景，更為2008年接任總統的馬英九鋪了兩岸和平之路。
連先生沒有取得政權，但獲得了民心——台灣與大陸的；歷史地位遠比擔任總統更高。徐先生近十年輔佐連戰的各種辛勞：遭遇的風險、經歷的痛苦、被遺忘的家人，都在兩岸關係突破上獲得了無形的補償：那就是「和平變成了兩岸共同承諾與追求的目標。」在戰亂中成長的他，已把視野與機會提升到民族的融合與發展。這正是徐先生在他高潮迭起的一生中，再次出現成功不必在己的開創與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