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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不必在己——讀徐立德先生回憶錄

文 / 高希均    
20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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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不必在己——讀徐立德先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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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這本《情義在我心—徐立德八十回顧》新著,將是百年動盪的大時代中,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在台灣經濟發展、民主轉型與兩岸關係突破過程中的詳實紀錄。作者第一手的分析與直接的參與;兼有現場感與歷史感。

80年前作者出生於湖北漢口,14歲隨雙親來台,22歲在台灣行政專校畢業,高考及格後分發到考試院擔任薦任科員。他很可能就像大多數公務員一樣,奉公守法、默默工作,然後按部就班地退休。

但是他勤奮好學與力爭上游的個性,以及工作上的優秀表現,在極年輕時就脫穎而出。29歲取得了政大政治學碩士,31歲就被派至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八個月。

40歲以後歷任財政部常務次長、省財政廳長。50歲時,他在事業上達到另一高峰:擔任財政部長、國民黨中央委員,並選為美國艾森豪基金會得獎人。從那時(1981)起,徐先生就在台灣政壇占了一席之地。

從回憶錄第二部開始,他的從政生涯就與台灣經濟發展、國民黨盛衰、李登輝執政、總統大選,及連宋的分與合、兩岸關係的突破,密切相關。這是關心台灣發展的海內外人士,不能錯過的部分。

(二)

被認為是「青年才俊」的徐先生,擁有很多特質:才思敏捷、有說服力、做事幹練、做人細心、並且潔身自好。他可以廣交四方朋友,但不失分寸;他為了把事情做好,可以委曲求全。他的決策可以有彈性,但把握住原則。 這正是台灣走向民主過程中,政治人物所需要的條件:廉能、認真、肯做事、有效率、會溝通、能調整。

40歲起,徐先生在財經部會擔任次長,然後擔任財經二部部長,開始逐漸「接近」權力核心人士。除了經國先生,他特別受到孫運璿、李國鼎與費驊三位先生的賞識。

然而政治的詭譎多變,54歲時因十信風暴坦然辭去經濟部長,雖然問心無愧,但終有壯志未酬,寫出「十信下台留有遺憾」的內心感受。文中他寫著:「我極喜愛經濟部這份工作,也認為適合我的個性。當時的確也全力投入,不眠不休地工作,希望在學者專家企業界共同努力之下,有計畫地將台灣的經濟往前推進。」

抱著失落,選擇去哈佛大學進修,那是一段放空自己與放眼天下的難得歲月。一年後得公共行政碩士回到台灣。 我記得1986年暑假在台北,他剛從哈佛回來,聚在一起談起他選過Robert B. Reich、Ezra F. Vogel(傅高義)的課,又細讀Arthur Okun的書:《Equality and Effciency:The Big Trade-off》。這些著作也正是我在美國教書時常引述的,我們談得興高采烈。記得曾告訴他:「我的志趣就是推廣這些理念,你的才華就是要把這些理念變成適合國情的政策。」 等待再被重用的那二年,是他一生中難得的沉潛。

(三)

1988年8月,徐先生進入國民黨財務委員會任主任委員,主席李登輝成了直接的長官。他的事業在62歲(1993年)時,再攀高峰。那一年2月連戰組閣,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並曾兼任經建會主委一年半)。從那一刻起,徐先生就是權力核心之一。

接踵而來的挑戰一波接一波。台灣的財經與大陸政策,國民黨內部權力的更替,連戰二次參選總統(2000年連蕭配、2004年連宋配),連戰的「破冰之旅」(2005年4月),他無役不與;也無不全心投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政務官任內推動了不少影響深遠的重大政策(包括推動加值型營業稅制、創設境外金融中心;改組強化中國生產力中心,創立經濟部產業諮詢委員會;推行全民健保、規劃亞太營運中心等),也以在野之身,策劃連宋配與「破冰之旅」,但自己從不居功。這種「成功不必在己」的風範,在政壇已是鳳毛麟角。

台灣有幾個政治人物是可以立大功、成大業、留名歷史的。可惜在權力顛峰時,他們沒有看清世界潮流,也沒有看清台灣前景,只看到片面的民意,部分群眾的歡呼,身邊人士的忘情慫恿;在權力誘惑下,終至產生一廂情願的推斷,帶來了「一步錯、全盤輸」的結局。可惜的是,因為這幾個人物的政治操作與翻雲覆雨,使台灣社會的進步停滯了20年。我猜想作者的遺憾是他盡力想對他們有一些正面影響來扭轉大局;但事與願違,帶給他深沉的失落。

(四)

近20年來,不分晝夜地投入公務與選舉,使他的夫人劉勤生女士十分心痛與不捨。當她於一年前(2009年2月)往生時,他驀然回首:「我才驚覺對她的倚賴如此之深,而她對我的包容,又是如此之廣;……讓家成了溫暖的港灣,也讓我在公務上無後顧之憂。……近日每思及此,心中既虧欠又感謝」(引自〈結語〉)。今年2月出版了《劉勤生畫集》,作者又寫著:「她的重要只有在失去之後,才有刻骨銘心的感受。」 老伴的過世,帶給他沉重的打擊。往日的笑容、豪氣與幹勁突然消失了。自責過去為了工作,沒有常常在家;現在要來補償,已為時過晚。他沉痛地寫出:「我們未來許多想法與規劃,也都成為夢幻泡影,這種失落與變化,對我來說,實在是無法彌補的缺憾。」心情的鬱卒使他開始研讀哲學與宗教,參悟人生無常的道理。這是書名中的「情」,也是他一生的「愛」。

他的全心投入公務,是為了朋友,也是為了國家。這即是他偶然自嘲的「愚忠」。「朋友」是連戰,「國家」是中華民國。他一直堅信:這個充滿理想的朋友,值得支持;這個充滿顛簸的國家,應當愛護。

14章〈風風雨雨總統大選〉的最後一段,出現了他最率真的自白:「在這段人生旅途上,我完全扮演連先生客卿幕僚的角色,並未占有任何名位與酬勞,所作所為都不是分內之事,只是憑著對時局的關懷與私人情誼,來盡自己的力量。」

這是書名中的「義」,正是他政治生涯中一直堅守的「義」。

他關心兩岸和平,期待國民黨再起,他更希望看到民族復興。這是他在離開公職後,生命的寄託。他往來於兩岸,終於促成連先生展開歷史性的破冰之旅。兩黨領導人的會面,在握手那一刻,開啟了和平之門,機會之窗。連戰主席與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連胡五項共同願景,更為2008年接任總統的馬英九鋪了兩岸和平之路。

連先生沒有取得政權,但獲得了民心——台灣與大陸的;歷史地位遠比擔任總統更高。徐先生近十年輔佐連戰的各種辛勞:遭遇的風險、經歷的痛苦、被遺忘的家人,都在兩岸關係突破上獲得了無形的補償:那就是「和平變成了兩岸共同承諾與追求的目標。」在戰亂中成長的他,已把視野與機會提升到民族的融合與發展。這正是徐先生在他高潮迭起的一生中,再次出現成功不必在己的開創與貢獻。

本文出自 2010 / 09 月號

第291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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