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馬總統、吳院長及媒體：「價格因素，不能忽視。」這就是當前所有民主社會的兩難：價格調升「應當做」VS.部分民意「不贊成」。
（一）有趣的矛盾
政治人物常把民眾對公共政策的「贊不贊成」視為決定性因素，忽視了更重要的因素是：此一政策「應不應當」推動。「贊成」與否常反映當事人的「偏好」；「應當」與否則是理性考慮較多。因此，可以看到社會上這些「有趣」的「矛盾」。
（1）抽菸的人「不贊成」公共場合「禁菸」，但內心認為減少二手菸是「應當」的。
（2）喝酒的人「不贊成」酒測，但為了安全是「應當」的。
（3）開車的人「不贊成」油價上升；但為了節能又認為「應當」調升。
（4）孩子正在念國立大學，反對學費調升，但相對於家庭收入比較低的子女進了私立大學，要付較高學費，又覺得調升也是「應當」 的。
（二）應當調升能源價格
即使在民主成熟的美國，誰敢提加稅，誰就面對死神。因此選舉就演變成了政治支票加碼的鬧劇。所有的競選承諾都在花（納稅人）錢，不論是補貼、減稅、獎勵，其目的即在贏得選民的「贊成」。這就造成了資源的浪費，決策的顧此失彼，財政赤字的增加。為了避免政治獨裁，歐美竟然要付出這樣的經濟代價。威權決策的北京政府，反能大力推動應當做的改革與開放，20多年中居然快速崛起，有後來居上之勢。
台灣的能源價格（或能源稅）是「應當」要彈性調升的，學費、健保費、一些稅率也是「應當」調升的。可惜其中任何一項的上漲，都被視為毒蛇猛獸，得不到「贊成」。30年前提倡不能白吃午餐時遭到反對，於今更甚。讓我們大聲疾呼：公共政策由理性來判斷「應不應當」推動，而不是民眾情緒性地「贊不贊成」。
佛里曼在演講中，不斷指出：政府「應當」調升能源價格，一面減少浪費，一面把調升的收入做有效的使用；政府也「應當」保障能源最低價格，企業才有誘因，敢於長期發展替代能源。他更「天真」地指出：讓美國變成「一日中國」，以中央集權的威力，訂定所需的能源政策，第二天再變回原來的美國。
（三）爭取中間選民
有決心要做事的官員就要有本領，在推動公共政策上，用心地把「不贊成」的阻力減少，努力地把「應當做」的推力增加。這就是爭取「中間選民」的捷徑。
在《遠見》雜誌民調中，馬政府的公共政策，最受到民意支持（75％）的是「節能減碳」，「兩岸持續交流」與「推動ECFA」也都得到過半民意贊成。當民眾「贊成」的與政府「應當做」的一致時，這就是政府創造政績的最佳時機。
在眾聲喧嘩的年代，對付人性中的自私，還是要靠適當的政策來推動價格機制。一旦直覺上「不贊成」，但是理性上是「應當做」，台灣就變成了令人羨慕的成熟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