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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上「不贊成」,理性上「應當做」

佛里曼說得對:「Price Matters」
文 / 高希均    
20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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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上「不贊成」,理性上「應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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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訴馬總統、吳院長及媒體:「價格因素,不能忽視。」這就是當前所有民主社會的兩難:價格調升「應當做」VS.部分民意「不贊成」。

(一)有趣的矛盾

政治人物常把民眾對公共政策的「贊不贊成」視為決定性因素,忽視了更重要的因素是:此一政策「應不應當」推動。「贊成」與否常反映當事人的「偏好」;「應當」與否則是理性考慮較多。因此,可以看到社會上這些「有趣」的「矛盾」。

(1)抽菸的人「不贊成」公共場合「禁菸」,但內心認為減少二手菸是「應當」的。

(2)喝酒的人「不贊成」酒測,但為了安全是「應當」的。

(3)開車的人「不贊成」油價上升;但為了節能又認為「應當」調升。

(4)孩子正在念國立大學,反對學費調升,但相對於家庭收入比較低的子女進了私立大學,要付較高學費,又覺得調升也是「應當」 的。

(二)應當調升能源價格

即使在民主成熟的美國,誰敢提加稅,誰就面對死神。因此選舉就演變成了政治支票加碼的鬧劇。所有的競選承諾都在花(納稅人)錢,不論是補貼、減稅、獎勵,其目的即在贏得選民的「贊成」。這就造成了資源的浪費,決策的顧此失彼,財政赤字的增加。為了避免政治獨裁,歐美竟然要付出這樣的經濟代價。威權決策的北京政府,反能大力推動應當做的改革與開放,20多年中居然快速崛起,有後來居上之勢。

台灣的能源價格(或能源稅)是「應當」要彈性調升的,學費、健保費、一些稅率也是「應當」調升的。可惜其中任何一項的上漲,都被視為毒蛇猛獸,得不到「贊成」。30年前提倡不能白吃午餐時遭到反對,於今更甚。讓我們大聲疾呼:公共政策由理性來判斷「應不應當」推動,而不是民眾情緒性地「贊不贊成」。

佛里曼在演講中,不斷指出:政府「應當」調升能源價格,一面減少浪費,一面把調升的收入做有效的使用;政府也「應當」保障能源最低價格,企業才有誘因,敢於長期發展替代能源。他更「天真」地指出:讓美國變成「一日中國」,以中央集權的威力,訂定所需的能源政策,第二天再變回原來的美國。

(三)爭取中間選民

有決心要做事的官員就要有本領,在推動公共政策上,用心地把「不贊成」的阻力減少,努力地把「應當做」的推力增加。這就是爭取「中間選民」的捷徑。

在《遠見》雜誌民調中,馬政府的公共政策,最受到民意支持(75%)的是「節能減碳」,「兩岸持續交流」與「推動ECFA」也都得到過半民意贊成。當民眾「贊成」的與政府「應當做」的一致時,這就是政府創造政績的最佳時機。

在眾聲喧嘩的年代,對付人性中的自私,還是要靠適當的政策來推動價格機制。一旦直覺上「不贊成」,但是理性上是「應當做」,台灣就變成了令人羨慕的成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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