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落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戲份吃重的中國，長達兩週的會議期間，一直是全球鎂光燈的焦點。
中國的角色其實很矛盾。儘管還是屬於開發中國家，但在經濟實力上已與美國並列G2，在排碳量也和美國並列另類G2。
美國是全球歷年累積排碳量最高的國家，中國則是目前每年排碳量最高的國家。在哥本哈根會議期間，中國帶領開發中國家集團「G77」，在12月7日大會尚未開始前一天就進行磋商了。只是美國與歐洲也私下遊說非洲與許多小島國，其實中國才是最大排碳國，由中國主導G77，真的合適嗎？藉此挑戰中國的正當性。
因此當中國以開發中國家身分要求先進國家負起排碳歷史責任、並制定有法律約束力的新氣候協議時，同樣的指責也會回到中國身上。「身為最大排碳國，中國必須負起責任，」歐洲議會聲明稿中指出。
其實，中國已釋放出減碳目標，只是其他國家認為還不夠。哥本哈根會議前的11月26日，中國首次喊出減碳目標，其總理溫家寶宣布，到2020年之前，中國每單位GDP的CO2排放量將比2005年減少40％～45％。
各界對中國的減碳採「碳密度」（carbon intensity）而非「減碳總量」的計算方法多所議論。
《遠見》在氣候會議期間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潘家華。他身兼該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以及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曾代表中國多次參與聯合國IPCC（跨政府氣候變遷因應小組）的專家會議。哥本哈根會議也帶領十多個研究人員前往。
對於中國首次喊出的減碳目標，潘家華覺得其實很難達成，並認為這個「高標」是國際政治壓力使然。以下是專訪節錄：
要中國減排輿論壓力，太大！
中國之所以喊出這個減碳目標，最主要是有三個原因：
第一，眼看哥本哈根的會議步入死胡同，但中國又希望2007年在印尼峇里島制定的峇里島路線圖精神能夠實現。
第二，中國受到國際壓力，因為中國的年排碳量是世界最高的，人均排碳量又超過世界平均數，每年中國占全球新增氣體排放量40％以上，所以國際社會給中國壓力。
第三，減碳承諾是節能減排的環境保護趨勢，也能促進國內產業的節能減排意願。
但我看這三個原因中，國際政治層面的壓力是更大一些。
這目標是偏高的。從國際政治情勢看，峇里島路線圖沒有要求發展中國家有減排目標；第二，峇里島路線圖要求已開發國家負起減排責任，而如果開發中國家沒有資金和技術，可以不做；第三，沒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提出減碳目標，中國當第一個，會有政治風險。
此外，現在中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才45.7％，要成為成熟經濟體，是必須75％以上。以中國人口規模來說，如果增加1％的城市人口，就是1400萬人，這些人要住房、工作，都得高碳。
40％～45％減排目標，很難！
第三個偏高是，中國的節能減排實際上已經做到極致，2006～2009年的三年半時間，關掉5400萬瓩的小火電廠，這已經是占了10％的火力發電。
而且，中國的風電、太陽能都是超規模的建設，例如風電，2007年～2010年預定要裝1000萬瓩，但現在就已經裝了2300萬瓩。再說核電，預定2007年～2020年，總裝機要4000萬瓩，但現在新的規劃可能要到7000萬瓩。所以，已經做到極致，還要減，怎麼減？要達到40％～45％的減排承諾，很難！
在2020年前，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40％～45％的數字，是研究單位給的，也經過氣候變化委員會討論過。我是國家氣候變化委員會的委員，也參加過內部的減排目標討論，當時我也給了一個建議，就是2020年之前中國的單位GDP碳排放減35％，但如果歐美先進國家給技術與資金援助，那可以減到40％以上，但我的版本最後沒有被採納。
現在喊出40％～45％，這數字，我覺得根本達不到，要在2020年之前，這很緊迫耶！即便是在「十一五計畫」中，一直到2010年（該計畫最後一年），要求每年下降20％，我也覺得達不到。因為2009年上半年才降10.1％，今年底如果可以12％～13％，已經了不起，16％～18％已經是極限。
沒經濟發展想做環保，免談！
對中國來說，「綠色經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可能是絕對的。因為中國還在發展，所以只能用綠色生產，把單位能源的消耗降到最低，讓生產效益提到最高。第二個是制定綠色標準，例如汙水廢氣排放標準、電器的能效標準。第三是發展綠色技術。
我在一個月前提出「碳公平」「碳預算」的概念，也在這次會議中舉辦座談會推廣這概念。「碳公平」是假定每個人都有排碳的公平權利，然後制定全球的碳排放總量，再分配每人的人均碳排放。
我們在1900年～2050年的150年之間，設定人均的累積碳排放量是355公噸，這樣我們就能來比較剩下的額度，超額的去買，剩餘的就去賣。
所以「碳預算」會形成一種買賣關係、市場機制，這樣先進國家以資金、技術來購買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額度，就不是施捨，而是一種交易。
我希望可以讓先進國家接受這樣的概念，然後再形成國際的市場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