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島上的人，曾經極力逃避這件事。
大陸的學生運動和群眾示威鬧了好一陣子了，他們卻只是冷眼旁觀。別人尖刻地說：「台灣，你真不夠意思！」或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缺席了。」台灣的人仍然懷疑著、警覺著，置身事外，把自己保護得好好的。
從夢中驚醒
然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一個深夜，北京城裡的殺戮之聲越海而來。島上的人從夢中驚醒，赫然發現自己多年來細心包裹的密密層層被輕易地揭開，千里之外的呼聲與鮮血，像利劍般直刺人內心深處，躲也躲不掉。
他們驟然體會到，「血脈相連」不只是一句口號。韓國「光州事件」、菲律賓「人民革命」激發不出的眼淚，這時候奪眶而出。
絕大多數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天安門事件會對台灣造成多麼深遠的影響。舞照跳、股票照炒。生活的步調已經定型，白底黑字的追悼橫幅在這個社會裡顯得很不搭調。可是從每個人的潛意識開始，已經有些不可逆轉的化學變化在進行。
對國民黨的感覺也在改變。聽了幾十年「國民黨宣傳」，一般人本已不太相信什麼「共匪暴行」，這時忽然在眼前歷歷搬演。相形之下，國民黨可愛多了。在證券公司工作的王錦樹決定在今年年底的選舉中，要投國民黨一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啊！」他說。
國民黨似乎也默察到這有利情勢，有意把民心的激憤引導向一個「愛黨、愛國」運動。但台灣人的警覺性這時候又顯露出來了：「國民黨很滑頭，趁機把注意力轉移。」做過三年公務員的建築師張文瑞反而懷疑：「很多事情是受媒體左右，大家看了受感染。」
平常持反對立場的媒體藉此事件多方譏刺執政黨，表示兩岸本質相同，程度有別而已。就連民族情感，也仍然有人不肯承認。民進黨中常委姚嘉文便暗示：大陸人民是我們的鄰居，而不是同胞。
那怎麼辦呢？
對執政黨而言，坐實了共產黨的罪名，其實並不是很愉快的事，因為接下來的問題是：「那怎麼辦呢？」
有人認為主張「台獨」的聲音會更大，他們現在更有理由說：「不要對中共存有任何幻想！」「這樣邪惡的政權，怎麼談得上統一？」
反過來說，這樣蠻橫不講理又妄自尊大的統治者，又怎能容許被他視為禁臠的一塊土地脫離？
當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車輾過血肉之軀時，台灣人在痛心之餘也寒心了。這是感情與理智兩個層面的交織，他們在潛意識裡一遍遍地估算自己血液中的中國人成分。台灣人的商人性格在這裡表現出來。說是冷漠也好，現實也好，不少人預測在短暫的激動過後，台灣會更明確地走上「國獨」之路－－表面上強調一個中國，實際上放棄大陸主權(讓我們面對現實：光復大陸不過是一種妄想！)。
但是「人是很複雜的」，社會心理學家楊國樞認為，天安門事件顯露了大陸人民的惡劣處境，台灣的人優越感油然而生，使命感隨之而來。尤其看到大陸上民心的向背，會激發出更多人想去幫助他們，做點事的意願。
也有人看到共產政權變動的契機，對大陸抱了更高的期望：「除非是極少數強硬派保守分子得勢，否則放棄共產極權，走上類似台灣民主發展之途，並非不可能。」何況在這變化過程中，台灣可以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
「大陸這場浩劫很像電影「羅生門」，」楊國樞形容：「事件只有一個，解釋有千百種，各人基於其本身利害，而著重不同的面。」
退縮與狹窄的心態
但是整個說來，台灣的反應充分暴露出退縮與狹窄的心態。立法委員李勝峰慨嘆：「四十年來，我們把雄心壯志都消磨掉了。」在北京採訪的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則以一系列的文章指出：台灣人的政治進取心和實際行動的能力不能超越一塊番薯的境界。他認為四十年前渡海東來的國民黨，也已經和這座海島上原有的人民一樣，慢慢地喪失全國性的格局了。
老是覺得自己處於「邊陲地帶」，老是覺得自已受委屈、受迫害。而一旦有力量、有機會，卻又不願擔負責任、圖謀進取。有些人說：「我們自己都不夠民主，有什麼資格去聲援別人爭取民主？」
楊國樞嚴厲指責：「這就是島國胸襟。總是顧著自己，連對別人表達同情的時候，都忘不了自己。」他舉例：有氣度的人，即使自己過得很苦，看到更困苦的人，也會慷慨地伸出援手。
問題逼到眼前
李勝峰為台灣人民的前途憂心。他分析，到目前為止，在海峽兩岸的「生活型態」競爭中，台灣是贏了。但是，下一階段的競爭即將來臨，這一次要比的是：誰對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作了最深刻的思考、貢獻最多、懷抱的氣魄最大，誰就是未來中國的主導者。
「短視近利、投機心重、格局小、沒有世界觀、坐井觀天、自以為了不起、以為有錢就好……」立法委員趙少康一口氣用了這麼多詞語來形容台灣人民。但法律學者黃越欽堅信：主導民心的仍是執政黨。執政黨要利用民眾自然流露出的民族情操牟取眼前的政治利益，還是給大家一個更高遠的理想、目標，恢復他們的視野與胸襟？
「歷史給了台灣條件，台灣要創造什麼給歷史？」天安門浩劫把這個問題逼到台灣人眼前。
「我不是冷漠，我只是……」
電現上正播映大陸學生絕食抗議的鏡頭，接下來是全球華人聲援示威。坐在電視機前的一位台北商人，起先冷靜地看著，慢慢地，淚水滑下了他的雙頰。他終於哭出聲來，身體微微地抽搐。
「爸爸，你怎麼啦？」小女兒在旁邊問。
「你很幸福。知不知道？很多孩子沒有你這麼幸福。」
「真的嗎？他們怎麼了？」
女兒不會瞭解的。這位四十歲的副總經理。事隔幾日之後。坐在一家典雅明亮的咖啡館裡，與友人談起此事，又恢復了平靜。
我不會走上街頭
「我不關心嗎？我其實是很關心的。但是我不會走上街頭。我內心裡沒有自發性去做什麼的力量，我也不是任何人能夠發動的對象。」
「在我們被塑造成的性格裡，有那麼一個部分是禁制區。不想費那麼大功夫去碰它。因為，我現在活得好好的。」
「我現在活得好好的。可是我也知道，假如我移民或留學，待在國外，不需要幾年，心裡的那點東西就會起來，因為那屬於人的本性。」
「對，假如身在國外，很可能去參加遊行。但是在台灣？外在的誘因既不強，內在的動機又受限制。所以我只是坐在這裡。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我不說這是對旦年來中國政治的失望，而覺得是對中國社會裡，爭取政治權力的手段感到畏懼。我是典型的中型階級，力爭上游、衛護家人、遠離政治。如果有一天我覺得生存受到威脅，I just leave(我就走)。」
「你問我「台灣在整個中國的定位」？我沒有什麼想法。你看，這就是我的無力感。我是企管碩士。博學多聞，相信在這社會上已經算是很菁英的了，可是我一向不知道如何去思考這類問題。我的思考層次沒有那麼高。」
中國人真的很可悲
「從小，我們的家庭、學校和社會都告訴我們：政治是可怕的，不鼓勵我們去關心課業以外的任何事情。家庭之中的言談討論從不脫出一個狹窄的範圍，而資訊的管道並不暢通。總之，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實際事務知道的非常有限。」
「直到大學畢業後、出國去旅遊。在工作中有了國際性的接觸及八０年代資訊管道暢通之後，我才比較知道這世界到底是什麼樣。」
「所以我們的社會形成兩種人。一種是像我這樣，成功的人，追求個人成功，對外界事務瞭解得少，因此不太有自信和興趣去關心。另一種是失敗的人，他們自覺受到束縛、壓抑，而不斷反抗、責難社會環境的錯誤，但他們對現實的瞭解其實也不夠深入。」
「中國人真的很可悲。做禮拜的時候，牧師要我們為全中國人祈禱。大陸發生這件事，讓我們再一次感覺到。中國人的那一套還是沒有變。」
「看到大陸上的權力鬥爭，使我也變得非常敏感、不安－－大陸人民的恐懼竟然會傳遞到我心裡面來！這感覺很奇特。照說我們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