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好半世紀前（1959年的9月）我從貧窮的台灣去了富裕的美國讀書，內心夾雜著不安與自信。五年內讀完了書，似乎脫胎換骨，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使命感。我選擇去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河城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經濟系執教。留學路變成不歸路。1964年起擔任助理教授，一直到34年後（1998）退休。我就只在這麼一所大學教過書。近40年的時間在中西部的校園中度過，那是天堂般的歲月。南港眷村的子弟能在美國大學教書，在大時代動亂中，真是何其幸運！
不歸路變成了返鄉路：在20世紀消失前，我又從西方回到了東方。
回來不是帶著疲倦的步伐，而是更激動的心情。與以往不同的是：我有了更多的時間參與文化出版，全心全意地來推動社會的進步。我驚喜地發現，走出校園，投入文化出版，有更廣闊的天地。
此刻我們有三本月刊：《遠見》《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及《30雜誌》；兩個出版社：天下文化與小天下（少年閱讀）以及遠見民調中心，天下文化讀書俱樂部及人文空間（書本與咖啡的結合）。我與另一位創辦人王力行與200位同事共同為文化事業投入心血。是他們的專業與熱情，使我們這個文化事業，一直健康地活著。每個月出三本雜誌，近15本新書，這是我們對台灣社會的奉獻。7月出版了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她所引起的巨大迴響就是一例。
除了投入文化出版，自己還日夜思考兩個大課題：台灣的前途，以及兩岸的關係。
台灣十多年來的情況，比日本1990年代初「失落的十年」更為嚴重，因為它不僅是經濟競爭力的衰退、政治的腐化，更出現了社會的對立，兩岸的惡化、文化的切割、邊緣化的擴散。
2000年台灣政黨變天前，李登輝執政的敗象已暴露無遺。1997年5月我就在報上發表過一段話：國民黨不以政績贏得選票，而以操弄統獨、族群、正名制憲等意識型態的議題，激化內部的分裂與少數人的情緒，來贏取選舉。
這在當時是何等嚴重的指責！當然我得罪了那些國民黨的要員及一些朋友！
三年後的2000年5月，充滿了理想性格的陳水扁與民進黨執政。誰也料不到，以後八年的政績竟然如此地令人失望——政策空轉、貪腐遍地。
兩岸關係的八年由僵持而惡化，加速了台灣的孤立。全球看到的是：大陸在快速崛起中，台灣已快速地被邊緣化。
2008年的總統選舉改變了一切，台灣又有了新的希望。馬英九與蕭萬長得票765萬張，得票率58.45％，均創歷史新高。此刻八八大水災發生，集總統與黨主席於一身的馬英九，正面臨最嚴峻的領導考驗。
做為中國人，我的期望是：崛起中的大陸要變成和諧社會；東山再起的台灣，要從兩岸「和平」出發。有一天比「誰」得諾貝爾和平獎更重要的是：台灣人民唯有在「和平」中才能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