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年2月在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發表「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的演講。
他強調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是因為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百年前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他希望大家多到中國走一走、看一看，瞭解今天的中國人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關心什麼。
誠如溫家寶所言，中國確實改頭換面了。今年1月14日，躍升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從2003至2007年，GDP都維持兩位數成長，媒體經常用「崛起」「奇蹟」「威脅」等字眼來形容蛻變的中國，但這只是真實中國的一部分。
除了飛躍成長的新中國那一面外，你知道今天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在想什麼、關心什麼嗎？其實都是些很貼近生活的問題。
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指出，2008年中國民眾最關心物價、看病、收入差距和失業的問題。再綜合中國社會調查所（SSIC）調查的十大「兩會公眾重大議題」，以及各種媒體的問卷調查，中國民眾最關心的議題，除了物價、失業問題外，還包括住房、醫療衛生、貧富差距以及教育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問題隨著大陸經濟的成長反而日益加大。如果這些社會議題無法獲得有效解決，「中國經濟建設的成果很可能在社會衝突、抗爭中化為泡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志柔提出警告。
整體而言，未來中國面對的社會議題主要有四個：
1 城鄉分化>收入差達6：1
今年4月18日，大陸在海南舉行了博鰲亞洲論壇，規模為歷年之最，包括美國卸任總統小布希、紐西蘭總理約翰．基伊（John Phillip Key）、芬蘭總理馬蒂．萬哈寧（Matti Vanhanen）、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等政要。
正當這些世界級政治領袖在五星級飯店吹著冷氣、啜著飲料，大談國際經濟情勢時，就在飯店一旁的農村裡，隨處可見使用原始工具耕種的農民；而距離博鰲不遠處的公路上，也經常可見水牛與豪華轎車並行的畫面。
這一幕只是中國大陸的一角。
中國農業大學公共管理系主任張正河因為學術活動與旅遊關係，接觸到很多國外人士。發現如果到北京、上海的外國人，對中國的評價是中國擁有現代化城市、豪華飯店、驚人的消費實力，是一個發達國家，足以與洛杉磯、東京、倫敦、巴黎等大都會相媲美。
第二種是只到過山西、陝西、新疆縣城的人，在他們眼裡，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的國家。
第三種是在中國逗留時間較長，去過甘肅、貴州、青海、內蒙等地的農村，他們認識的中國是一個還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收入是觀察城鄉差距最明顯的指標，1978年大陸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343.4元，2008年1萬5781元，比1978年增長46倍。但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儘管30年來從133.6元，增加到4761元，但幅度遠不及城鎮居民，而且差距已從當年的近210元增加到1萬1000人民幣。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所所長劉勝驥指出，中國城鄉收入比為3.3：1，如果加計許多隱藏性收入，實際上應該為6：1。更嚴重的是，差距還愈來愈大。
不過，在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蒲勇健的眼裡，城鄉差距是城市發達的自然現象，也不必過度渲染。城鎮與農村收入都在增加，只是農村增幅沒有城市高，就會感覺差距拉大，「這不是壞事，大家都在跑，只是農村跑得慢一點。」
他以經濟學理論分析，在經濟發展初期，國民人均收入從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時，收入分配狀況會先趨於惡化，繼而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步改善，最後達到比較公平的收入分配狀況，只要平均國民所得提升後，城鄉問題將逐漸獲得解決。
「大陸所有社會問題的根源，除了財產權與民主政治問題外，最主要原因就是城鄉二元體制，」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陳志柔點出關鍵點，中共從1950年代開始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劃分標準並非以產業為主，而是以父母戶籍為唯一標準，造成農村與城市居民二元分化，限制農村居民的遷移與工作，讓農村戶變成次等公民，無法享有公平的教育、醫療等資源。
率先於1996年提出農民、農村、農業「三農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今年4月中旬來台灣參加政大「兩岸農村治理與鄉村發展研討會」時就指出，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但各地仍繼續巧取豪奪農民資源，甚至以招商引資等發展主義為導向，導致土地徵占和其他財產性衝突大幅上升。
2005年社會群體性治安事件增加到9萬6000多件，約1993年的10倍；因徵地、財產、環境等引發的衝突占一半以上。
三農問題有多重要，從中國每年頭號文件談論的都是農民與農業議題，就知道中央的重視態度。中共在2003年也正式將三農問題列入正式工作報告，決定優先予以處理。今年初溫家寶在年度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去年大陸毫不放鬆地加強「三農」工作，實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經取得具體成果：全年中央財政投入「三農」的部分為5955億元，比上年增長37.9％，其中糧食、農資綜合、良種、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達1030億元，比上年增長一倍。
2 貧富懸殊>吉尼系數高達0.45
從事高爾夫球場生意的新自然高爾夫球場建設公司董事副總裁黃士權，經常到大陸各大城小鎮考察，對大陸貧富懸殊的落差感受深刻。
去年9月他到貴州黃果樹大瀑布看一塊地，打算規劃成高爾夫球場。他住在一晚2000人民幣（約1萬台幣）的貴陽五星級飯店商務房，隔天拉車到離貴陽市約120公里遠的安順市鎮寧縣，望著窗外的景色，彷彿回到30年代的台灣農村。
他看到一位約20歲的少女從山區而來，挑著兩大桶40公斤重的水缸步行到假日市集，相當於從台北到桃園的距離，只為了賣兩桶價值約20人民幣（約新台幣100元）的魚。少女為了趕上一星期一次的市集，天濛濛亮就出門，等到回家時，夜幕早已低垂。
黃士權鼻酸地說：「我一天住宿費就要2000人民幣，她來回奔波就只賺得20人民幣，我一天的飯店費可能比她一年的收入還多，」當鎮寧人告訴他牛車才能到達的山區裡，還有更窮困的人家時，他已經無法想像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景。
類似鎮寧縣少女的案例在中國不勝枚舉。以去年中國所制訂的貧困線為平均年收入1300人民幣（約6500台幣）來看，大陸貧困人口將由4000萬增加到8000萬。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資料顯示，2007年底，農村貧困人口占了一半以上，為4320萬人。
不過重慶大學蒲勇健認為，中國貧困人口的算法還應該包括城市貧困人口、農村貧困人口以及沒有被重複計算的在城市中生存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中的貧困人口這三部分，所以推估中國目前的貧困人口總數應該在1億5000萬至2億1000萬人間。
中國還有一條線叫「琿騰線」，從黑龍江璦琿到雲南騰衝的這條線，分割中國東部人口密集區和西部稀疏區的直線，璦騰線的西北面積為全國的64％，人口卻只占5.6％；東南面積為36％，人口卻占了94.4％。這也是中國財富與種族的分割線，琿騰線以東是漢人，以西是少數民族，比例9：1，財富比恰好也是9：1。
「可怕的是，這條線每年往東南方移動100公尺，顯示中國貧富懸殊只會愈拉愈大，」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指出，有一回接待來訪的大陸學者，從台北一路拜訪到高雄時，他們直說台灣城鄉差距小到看不出來，但大陸農民收入有限，連自家種一斤1毛錢的菜都捨不得吃，只吃醃製的菜，甚至有些家庭的年收入只有278人民幣（約新台幣1390元）。
如果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統計的吉尼系數為例，總分為1，吉尼系數愈大，收入分配愈不平均。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至0.3比較平均；0.4至0.5表示差距較大。中國的吉尼系數就高達0.447，前20％最貧困的人口僅占收入或消費的4.7％，而最富有的前20％人口，卻占收入或消費比例的50％。
目前先進國家除美國、新加坡吉尼系數超過0.4之外，其餘大都是非洲國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李志強指出，「亞洲地區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尼泊爾居第1、中國第2，照這種速度發展下去，中國的吉尼系數很快會追趕上非洲一些窮國。」
3 高教好貴>學費20年增加25倍
貴州鎮寧縣附近有個叫石頭寨的小村莊，新自然高爾夫球場建設黃士權去年8月到當地考察時，剛好遇到放學的小學生，教室裡只有簡單的黑板、粉筆，課桌椅殘破不堪，但孩子們臉上堆滿天真無邪、燦爛的笑容，與破舊、骯髒的衣服形成強烈對比。
「那裡的住戶還在燒柴火，每位小孩的鞋子都有破洞，你看了都會流淚！」黃士權邊說邊搖頭，有學生翻山越嶺，步行兩小時才能到學校。
中國教育失衡現象，不僅出現在小學，還遞延至高校（大陸稱大學為高校）。對農村子弟而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取得功名是唯一改變命運的途徑，但高校學費卻漲到令農家苦不堪言，甚至曾經出現賣血、賣地讓孩子讀大學的新聞。
中國於1989年起實行大學收費制，改制前大學每學年學費為200人民幣，是當年城鎮居民平均收入1376元的1∕7，加上生活費、學雜費等開銷，總計約600人民幣。培養一名大學生的費用約占城鎮居民年收入的一半，就更別說是農村家庭了。
1995年，中央進一步放寬學費收費上限，導致學費飇升。目前大陸大學學費一年約在5000至1萬人民幣不等，比起1989增加了25至50倍，雖然城鎮居民年收入也同時增長了11.5倍，扣除通膨因素，實際增長6.6倍，大學學費漲幅是居民收入的4至10倍。
高校學費有多嚴重？大陸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面對記者逼問學費是否過高時，也表示「是有點高」，他甚至不諱言地說，以他與妻子兩人的收入，僅能供一個小孩就讀大學。
連中共高官都如此，更遑論其他收入更低的農村家庭了。根據大陸學者的估算，目前大學生四年學費至少要花2萬4000人民幣，加上每個月平均600元的生活費，總計四年費用是農民年收入的11倍，意即一位農民不吃不喝11年，才付得起孩子大學四年的花費。
大陸每年計有1000多萬名高校在校生，約有260萬貧困生，貧困生是指一天用不到10塊人民幣的學生。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楊景堯指出，近十年來學費漲勢凌厲，是內外環境推波助瀾的結果。外部是國際化儼然成行，內部是經濟起飛以及中國人求功名的觀念，「中國高等教育的變革是驚天動地，進展快速，所帶來的後遺症，卻也是昏天暗地。」
為了與世界接軌，聘請一流師資、引入先進設備，高校治校成本愈墊愈高，但中央補助卻逐年降低，近十年來中國大學生人數增加5倍，學費成長了至少20倍，但政府投入只增長3.5倍。如果拿國民所得來比較，大陸高校學費顯然偏高。以台灣的國立大學一年5萬元的學費來計算，占2008年國民平均所得1萬7567美元（約5萬79711台幣）的8.6％，但大陸國立高校一年學費至少約6000人民幣，占2008年3266.8美元（約2萬2321人民幣）的26.9％，是台灣的3.13倍。
4 醫療質量>大陸病人比台灣痛苦2.7倍
中國有關於醫療的順口溜多到數不清，例如「沒啥別沒錢，有啥別有病」「不怕窮，就怕病」「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台北醫學大學進修推廣部主任朱子斌的長期觀察，醫療問題是中共第二個最棘手的問題。
總結中國的醫療問題就是「難」與「貴」。改革開放30年，中國從吃不飽穿不暖，到現在開始希望活得久、活得好，逐漸重視生命的長度與品質。
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面對的是醫療品質的問題。尤其在鄉村，醫療質量更低，可能只有一張鐵床、一個聽筒、血壓器，多數老百姓寧可買成藥服用，直到吃成藥都挺不住了，才往省、市立大型醫院跑。
「當病人無法分流，大量湧入大型醫院時，當然看病就難了，」朱子斌說，大陸三級以上的醫院（相當台灣醫學中心與教學醫院）在4000家左右，大約提供320萬張的病床，如何應付得了高達13億的龐大人口。
看病貴是因為市立、省立醫院要與國際接軌，引入最新醫療器材設備以及原廠進口藥，當然所費不貲，國際藥廠不可能因為開發中國家就降低售價。而且中國的平均收入追趕不上國際醫療水平，尤其是農民，就造成看病貴的現象。經常走訪大陸的朱子斌也見識到中國醫院的先進設備，例如南京的鼓樓醫院、上海的瑞金醫院、華山、中山醫院都已經與台大醫院旗鼓相當，這些費用當然會轉嫁至病人身上。
大陸對公立醫院補貼愈來愈少，也是「看病貴」的主因。政府投入只占公立醫院支出的7％，其餘要醫療機構自負盈虧，全靠醫院「創收」解決，造成醫生濫開藥、濫做病理檢查來增加收入，導致醫、藥費連年暴漲，讓「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返貧、因病致困」，成為中國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在台灣醫院的收入中，藥品只占25％，大陸已經高達50％。
比較兩岸的看病費用，差距也在快速縮小中。大陸中央、省屬醫院看病平均費用是1000至1250台幣，台灣是1250至1600元；大陸省、市醫院500至650元，台灣署立醫院是800至1000元。
以大陸平均月薪1500人民幣、台灣平均月薪3萬元台幣來計算，「大陸醫療收費是台灣的2∕3，收入是台灣的1∕4，大陸民眾看病的痛苦指數是台灣的2.7倍，」朱子斌用數字來說話。針對民怨甚深的醫療問題，今年3月5日中共人大會議時，溫家寶也承諾，今後三年將投入8500億元人民幣，使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覆蓋城鄉居民，民眾參加醫療保險的比率超過九成，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難題。最終達到2020年健康中國Health for All（China）的目標。
壢新醫院院長張煥禎指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醫療、教育一時無法全面趕上，自然產生過渡的畸形現象，但中國已經強盛，且這次醫改的方向是正確的，醫療問題一定會獲得改善。世界各國在進入開發中國家時，都會出現城鄉差距、貧富懸殊、醫療衛生與教育失衡等問題，台灣已經順利度過，中國則正在經歷中。
「現在是中國5000年來最富有的時代，此時不做，更待何時？我相信不管是城鄉差距、醫療或教育問題，都能獲得改善，」蒲勇健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