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大陸對「新權威主義」的爭議中，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作常被人引證作為「新權威主義」的理論依據。有人更把杭亭頓教授看成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實行權威主義的代表。
當我和我的指導老師杭亭頓教授談起大陸關於這個理論的爭議時，他深表興趣，並願意對一些爭議中的中心問題表示他的看法。
在談話中，杭亭頓教授強調了以下幾點：
一、靠權威主義的政治制度而促進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是所有權威主義國家中的少數，採納權威主義制度絕不會自動保證經濟發展，多數權威主義國家中做不到平等分配，甚至加劇貧富分化。
二、經濟發展成功的權威主義國家有一些特定的條件為基礎：經濟資產均等、開放型經濟、短暫的權威主義統治時期後政治改革的迅速展開等。
三、杭亭頓個人以為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政治制度，並具備許多優點。而權威主義政治必須儘快實行民主化，以作為維護長期政治穩定的依據和保障。
以下即為訪談內容：
裴敏欣：你是否以為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中，權威主義政權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有效制度？
是短暫的現象
杭亭頓：在某些情況下，權威主義政權促進了高度經濟發展。這些例子包括台灣、南韓、巴西、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國家，這一類型發展的成敗，大部分取決在發展開始時資產分配的平均程度，同時又取決於轉入開放政治制度的快慢。
權威主義政權可能會和經濟同時成長，或許還會促成經濟的高遠增長；但權威主義只能是一個很短暫的現象，政治制度的改進和擴大政治參與是很必要的。
如果造樣的改革不發生，將有不良後果。有一個權威主義制度曾經歷了高速度經濟成長，但政治參與並沒有擴大－－就是巴勒維統治下的伊朗。伊朗持續好幾年有很高的經濟成長，但收入的不均等和未能開放政治制度讓日益增長的中產階級和其他團體參與，是引起伊朗革命的主要因素。
裴：除了經濟資產的平均分配和政治制度一定程度的開放，在權威主義政權促進經濟發展中，是否還有其他重要因素？
杭：存有關實例中，權威主義政權的經濟政策是外向型的，並且是以去除各種經濟保護、開放本國的經濟及推動產品外銷為方向的。這些都是產生多元化政策的一部分。
裴：除了巴西之外，其他成功的新興工業國都是很小的經濟體，這是否指出什麼問題呢？
杭：經濟體的大小也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西班牙並不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另外，我們迄今只談到一種經濟發展形式－－一種在權威主義政權下，經濟高速成長，最終朝民主政治制度方向發展的形式。但是，經濟不發達的民主國家也有不錯的。
比如印度原有許多問題，在最近幾年中，印度漸漸地開始解決其經濟問題，除了為期兩年的緊急狀態外，印度保持著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這當然是一個成果，同時也表明另一種發展模式。其他的國家如斯里蘭卡、非律賓、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牙買加和其他原先美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也發展了民主政治制度。
裴：你剛才舉了伊朗為反例。那麼一個權威主義政權為什麼會在現代化和經濟發展許多方面失敗？
杭：許多權威主義政權下的經濟發展是很失敗的。僅有很小一部分權威主義政權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成就，所以採納權威主義制度並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成功。
拉丁美洲許多權威主義政權推行了失敗的經濟政策；幾乎所有的非洲權威主義國家經濟倒退，中東和其他地區的權威主義政權也混得不好。所以，不論是權威主義或民主政治制度，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都需要一套特殊條件。
權威政權混得不好
裴：中國有許多人把你看成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實行權威主義的代表，你的看法如何？
杭：相對於任何政治制度來說，民主制度更廣泛地被人們所喜愛。因為它保護個人權利，提供了一個環境使我們通過個人努力來促進經濟發展。它提供了一個機制來糾正社會中的多種弊端，它使政府對人民的意願負責。這些機制能防止權力的濫用，揭露及糾正濫用權力者，同時使他們受到適當的制裁。所以，在我看來，民主制度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一個權威主義政權或許在短時間裡能滿足需要，但是，如果這個權威主義政權只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那麼，權威主義制度只能持續很短的一個時期。
一個過去是積極權威主義的社會，政府逐漸放鬆控制，朝一個有限度權威主義的方向發展(當政府不再企圖控制一切)，並開放社會團體，允許人民組成各種社團，以及經濟活動在國家控制之外運行，這一切都是好的。
最危險時刻
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講過：「一個不好的政府最危險的時刻就是當這個政府企圖改進的時候。」你是否以為主張「新權威主義」會再回到極權制時代？那些力量是這種倒退的動力？
杭：倒退的程度和可能取決於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我看蘇聯現在已不可能回到類似四０年代、五０年代，甚至六０年代時的那種控制。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蘇聯處於一個比較發達的經濟地位，其社會既大又複雜。第二，由於政治開放的結果，多種群體政治上變得很積極，如果戈巴契夫被推翻，讓一個極端史達林式的領導上台的話，我想他們會發現，重新強加控制於人民是很困難的，他們的問題將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暴動，因為當地人民變得積極並組織起來，而且他們看到了顯示自己力量的可能性。
我對中國瞭解較少，所以不那麼肯定。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較統一的文化體，沒有蘇聯那種程度的民族差異；中國大陸的政治開放步伐並沒有走得像蘇聯那麼遠，公開議政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像在蘇聯那樣普遍，所以在中國大陸發生倒退是可以想像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中國領導將很難再把土地從農民手裡拿走。一旦人們得到任何東西，如果你想從他們手裡奪走的話，阻力和反抗一定是很大的。
誰做靶子？
裴：廣義地說，在一個政治制度中，舊的合法性權威已經失敗或受到嚴重侵蝕，什麼是重建一個新的合法性權威的力量？
杭：這是一個中心問題，類似的情況已在中國發生。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是合法性和權威的基礎？現在世界上有四種合法性的基礎：馬列主義和人民革命提供了一種基礎，這曾在蘇聯和中國存在過；以宗教為主的革命為伊朗政權提供另一種合法性的基礎，這是個例外。
另外兩種現代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民族主義和民主制度。中國和蘇聯有可能會產生一種以民族主義來作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但通常民族主義是以他人為目標的。問題是，誰做靶子？我們現在處於緩和國際關係時代；如果領袖們尋求民族主義來作為合法性的基礎，那麼他們通過喚起民族主義來反對誰呢？所以目前這不太可能發生。
原來那些以馬列主義作為合法性基礎的政治制度，唯一的選擇是發展某種以民主為基礎的合法性，我看不到有其他辦法。
一個政權如果僅依靠經濟成效，當它在經濟上失效時就會面臨許多問題。
許多國家都經歷經過的上升和衰退期。在經濟蕭條、衰退或通貨膨脹期，這種政權就會失掉依靠；如果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政權，它很可能被軍人推翻；如果這是一個軍人政權的話，人民一旦起來，這個政權就完了，而被一個民主政權取代。
不得已的手段
從長遠眼光來看，一個深一層的基礎更能使政權繼續生存下去，即使其經濟成效低或當其面臨一些危機時。
一個權威主義政權如果要長期的維持政治穩定，只有進行民主化。我相信，採納權威主義的政治制度是個不得已的手段，除非它的唯一替代是更壞的制度，如一個絕對控制一切的極權主義制度。第二，除非採納短期的權威主義制度是為了應付很特定的難題。
(裴敏欣為哈佛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曾於去年十二月間訪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