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上,「五四」會找到比較多的知音。從今年年初起,有不少的座談、演講、集會,都是以「紀念五四」為名的。連方勵之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其後繼起的「釋放魏京生」簽名運動,也都拿五四作開場白。
重提歷史,為的是現實需要。五四在大陸上的面貌雖也遭到扭曲,但畢竟是得到官方肯定的,可以理直氣壯地拿出來談。這一談,這枝帶刺的玫瑰便又刺痛了那一方。
兩種聲音針鋒相對
飽受文革折磨的五十歲以上知識分子,深感民主的重要,趁著這幾年言論尺度較寬,力爭民主。他們被稱為「科學民主派」,因為他們的主張,大致不出五四時代「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範圍。
但是就在今年,偏偏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今年,他們遇上了對手。
這對手不是來自官方,而是一股新興的思潮--新權威主義。其中主將包括上海華東師範學院教師蕭功秦、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員吳稼祥,以及光明日報女記者戴晴。
就從今年年初開始,北京每次開政治性的討論會,總是不久就談到新權威主義,接著雙方針鋒相對,你來我往,或是科學民主派圍剿新權威派,別的話題都談不了。
吳稼祥的意見是:「要消除毛澤東的影響,必須用和毛澤東一樣強的力量,因為解鈴還需繫鈴人。」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反駁:「這是用一劑發高燒的藥方,醫治我們發高燒的身體。」
蕭功秦撰文指出:「當此改革難關,如不及時提出過渡性的權威主義來保障改革的推進,可能會更危險。」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的張顯揚不以為然:「新權威說到底還是強人政治,不重法而重人治。」另一位接著說:「人治的痛苦、權威的痛苦、罔顧法律的痛苦,我們還嚐得不夠嗎?」張顯揚質主張新權威主義者無不舉「亞洲四小龍」為例,認為它們的成功便是實行新權威主義--開明專制的結果。 吳稼祥列舉了李光耀領導下的新加坡、朴正熙和全斗煥領導下的南韓。戴晴更直截了當地表示,蔣經國是讓中國由專制進入民主的第一人,「他能夠成功,就因為他是新權威主義者。」
誰拋不開烏托邦?
對於這種論點,反對者很輕易地予以駁倒:「人家亞洲四小龍是私有制,我們可是政企不分哪!」反對者更進一步懷疑新權威主義者的動機:「是為統治者開道,或者自己急於參政。」吳稼祥由於職務之故,嫌疑尤大。但戴晴搖頭:「當然中國常有這種事情,但這次恰恰不是,你沒有根據就不能往他身上栽。」
身為高幹子弟的這位名記者甚至認為:「官方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他們整個落伍了。」
反倒是沒有參與論戰的其他知識分子,多少都思考過這個問題,有了自己的結論。作家李住便表示,關於這件事,他是「堅決反對」,但相信「勢在必行」。他解釋:「從理智上我堅決反對,但看這情勢是一定會走上權威之路的。」
細究正反雙方的心理,其實都不脫五四運動「啟蒙與救亡」的原型,而長遠的目標也是一致的. 仍然是追求民主與科學。新權威主義者只不過是救亡的心更為急切,願意向現實妥協了。
吳稼祥便不止一次地說:「民主當然是好的,但請問民主怎樣實現呢?」另一位署名「嚴搏非」的作者在「讀書」雜誌上撰文議論:中國百多年來始終不能現代化,就因為理想懸之太高,成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夢幻。他的勸告是:「拋棄烏托邦!」
但把希望寄託在某個權威身上,指望他自我約束、英明睿智,最終並且交出權力、實行民主,難道不是另外一種烏托邦式的夢幻?
尋索救世主
有人指出,這種思潮的出現,是與民眾心理相契合的。改革開放政策失敗,經濟失控、社會紊亂,原先痛恨毛澤東的群眾,有些又開始懷念起毛那個「雖然一窮二白,但是有紀律」的時代,他們覺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都讓他們失望了。
很多知識分子強調:「經過毛澤東時代,我們再也不期待英雄,再也不相信「人民救星」那一套了。」可是揆諸事實,在內心深處,他們當中至少還有不少人在等待一個「救世主」的出現。
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對現世感到絕望,而向另一個世界去尋索救世主的蹤跡。文革期間破壞殆盡的各種宗教,近兩年急速復興。以北京而言,佛書、憚經之類銷數大增,天主教、基督教信徒也越來越多。
北京西什庫教堂的老神父說,這座僥倖未遭紅衛兵燒毀的教堂,遲至一九八五年才恢復彌撒,但三年來信徒激增。去年聖誕夜,估計來做彌撒或看熱鬧的超過一萬人。作家李化作證說,他的女兒聖誕夜上教堂,從前門進去,「腳不點地」地又從後門給擠出來了。
老神父說,新增的教徒有許多是大學生或高中生,「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破滅,因此想從宗教這裡尋找可以替代的信仰。」
深圳大學教師劉小楓篤信基督教,他寫了一本名叫「拯救與逍遙」的書,主張以基督教救國。香港記者問他:「你因為對共產主義失望,轉而寄望於基督教,假如有一天,你發現基督教也讓你失望,怎麼辦呢?(大意如此)」劉小楓回答:「那麼我就自殺!」
搓派.托派.商派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五四時代的「全盤西化論」。今天大陸三十歲左右的知識分子,正像七十年前的一些青年,對中國懷著近乎絕望的心情。除了「基督教救中國論」之外,有人主張打破一切,回歸原始;還有人認為「最好是來一場世界大戰,原子彈掉下來,把中國人全炸死,包括我自己在內!」
「他們整個破滅了。」哲學家李澤厚分析:「沒有信仰,沒有寄託。中國人沒有宗教,儒家的傳統又被否定了,我不到安身立命之所。」
有的人在尋找信仰,有的人決定不要信仰。更年輕的人傾向於徹底逃避。全國人才薈萃的北京大學,據學生自己說,學校裡分三派:「搓派」--成天搓麻將,因為讀書沒意義;「托派」--忙著考托福,準備出國;「商派」--動腦筋做生意賺錢。
「你跟他們談什麼理想,談什麼烏托邦?外國就是烏托邦!」
官方二月中便定下今年紀念五四的主題:「愛國、改革、創業、奮進」。知識分子聞之大驚:「怎麼科學與民主不見了?」
其實,不見的不僅是科學與民主,還有青年的熱情、社會的關注、民族的希望。反倒是五四極力要破除的「封建思想」,盤踞不去。
這就難怪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今天,有人要高呼:「歸來吧!五四神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