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峽此岸，五四面臨的最大困惑可能是：誰關心五四？
一個遙遠的故事
感覺上，五四是一個好遙遠好遙遠的故事。七十年前那些熱血青年的悲憤與吶喊、掙扎與傍徨，在今天的台灣人眼中，像是故紙堆中一張發黃的相片。
「這社會變化太快，」思想史學者韋政通感慨。的確，社會的巨輪飛速運轉，多少東西都被丟在後面，誰也來不及回顧。
教育方式是另一個因素。「學生很少讀課外書，連「自由中國」都不知道，他管什麼五四？」韋政通說。
不止如此。在某些人看來，這張發黃的照片還帶有幾分異國風味。「有獨立傾向的人把它看成「外國的文化運動」，」陳映真語氣沈痛：「只有外省人中的少數自由派學者記得這件事，本省人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話不免說得太過。另一位本省籍作家杭之分析，的確有些「年輕朋友」主張「反五四的文化霸權」，認為五四已經「宰制了我們半個多世紀」，強調現在要以本土文化為主體。杭之的看法是：「過去太壓制台灣文化，現在強調台灣文化的主體性，這種反彈，我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
走到極端的人，不僅是反對國民黨，不認同中國，「連大漢文化，他也是要一刀兩斷的。」稍微留心觀察的人都看得出。
這樣的人有自我膨脹的傾向。杭之舉例：「有朋友要寫「台灣思想史」，我問他怎麼寫？有多少可寫？」他認為這種膨脹是感情多於理性，不利於看清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還台灣一個本來位置便好。」他說。
見不到廣大的中國襟懷
撇開獨立意識不談，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也沒有廣大的中國襟懷。也許是幾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養成一種虛驕自滿的心態；也許是幾十年來「仇匪恨匪」教育太成功，造成對彼岸的冷漠與恐懼，其結果就是大家只求偏安自保。
「知識分子再不像五四時代，以中國總的方向來考慮問題。」陳映真看到，他們最關切的是怎樣保護這地方，過同樣的生活，「特別是解嚴以後，這點更突出。」
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本是五四的原始動力。反帝是民族主義的強烈表現，是在國家遭遇外侮時激發出來的。也許正因為中共口口聲聲「打倒帝國主義」，因此台灣從來不「反帝」。再者，早期受到中共的強力威脅，在國際七唯恐遭到孤立，經濟型態又是海島型的以對外貿易為主，那有閉關自守、妄自尊大的條件？民族主義早已淡了。「只有中華雜誌還在反帝。」一位民間學者半開玩笑地說。
五四遠了，傳統也遠了
進一步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處境相當微妙。老一輩的本省人受日本殖民五十年影響，有日本情結；五０、六０年代長大的中青年受親美、親西方教育的影響，有美國情結；從反國民黨演變到反中國、反漢文化的不滿人士有台灣情結；台灣原住民也開始拒絕漢名，標榜他們自己的文化；再加上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台灣的人親眼日睹了兩岸的有形無形差距，原來熱衷統一的人，有不少也心涼了半截。 此時此地，民族主義簡直不堪一提。
換一個角度看，五四在台灣受到冷落，其實也是好現象。「大陸知識分子老是鼓吹五四，就是因為五四的目標始終遙不可及。」去年五月曾赴大陸探親講學的韋政通指出G「在台灣，民主與科學已經是在現實的奮鬥歷程當中，」雖不成熟，但很有希望。而且，民主的觀念在不斷演進，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民主的認識已經超越五四時代甚遠，不需要再回到五四去尋找靈感。
「五四」的另一個口號：反封建，在台灣也失去了明顯的意義。
封建，指的是傳統文化中的缺陷。台灣無人高喊「打倒孔家店」，反倒不時有人疾呼「復興中華文化」，可是不論如何，傳統正像車窗外的景物，迅速地向後退去。惋惜也好，讚嘆也好，台灣的一切都在現代化。封建？台灣的年輕人沒有幾個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五四」是一個英雄的時代，少數幾個知識分子倡導的思潮、可以把整個社會全捲進去。台灣卻是個平庸的社會，沒有誰獨領風騷、主導潮流。「這裡的資訊和刺激太多了，什麼都不能長期吸引人。」韋政通說。
除了還它一個歷史的其面目以外，五四在台灣似乎已無立足之地。台灣今天的經濟發展，以及隨經濟發展俱來的種種問題，是超乎五四那一代人想像之外的。
轟然急馳的列車
但是，台灣這輛全身亂響卻依舊轟然急馳的列車，究竟要駛向何方？車上那些意見不合、你推我擠的乘客，知不知道他們在追尋什麼？有人責怪司機技術不佳，有人搶著要當司機，司機自己也手忙腳亂，這列車會不會出軌翻覆？
好幾位學者憂慮地表示：「今天我們所擁有的這一點東西，可以在一夜之間失去。」不少乘客情急，已經中途跳車，還有些人正準備跳。
這情景，五四有靈，恐怕也只能看得瞠目結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