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世界整體利益 邵玉銘
我個人認為，最能促進國家利益的外交，
就是最高的外交道德。
當然，為求促進國家利益，絕不能犧牲他國利益。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上的這句話或許足以代表早期中國對主權的觀念，原意本來僅限於中國領域之內，但隨著中華文化的遠播、領土的開拓，形成民族的優越感與使命感，使這種主權觀念逐漸從國內延伸到國外。
一個富有自信心與安全感的民族，不應該把任何問題，都用狹窄的民族主義來衡量，而必須從國際主義的觀點出發。
我們對本國的事很重視，但對其他民族的關懷卻很有限。如衣索匹亞的大飢荒，我們提供了什麼援助？越戰之後流落海上的難民，多數都是華裔，我們曾否適時伸出援手？甚至於我們的民族主義有時也僅限於中華民國台灣省內的國人，對大陸同胞的關懷也不足。討論到大陸問題時，好像足在討論另一個國家的問題。一個真正深厚、有原則、理想的民族主義，應該走將自身利益與世界各民族的利益相結合，以促進世界整體利益為目標。
中國人擁有一種較為特殊的外交觀念。所謂「言忠信，行篤敬」，原是人際關係的一種規範，但是中國人卻將它擴而大之，置諸國家與國家、文化與文化的關係之內，結果在對外關係上，便強調道德原則，較不談現實利益。
外交上所謂「沒有永久的敵人和朋友，只有永久的國家利益」，實是至理名言。
我個人認為，最能促進國家利益的外交，就是最高的外交道德。當然，為求促進國家利益，絕不能犧牲他國利益，否則這種對外關係，是無法維繫長久的。例如，國際貿易原是互通有無，合則兩利的事，絕不能任由一方長期負擔貿易逆差，「放長線，釣大魚」才是真正具有遠見的外交。
在文化方面，過去中國人非常重視華夷之辨，例如「尊王攘夷」、「正名」等觀念，可代表中華文化世界觀的一部份。但到了現代，我們應超越華夷之辨的狹隘觀念，在追求現代化的目標下，將傳統與現代兼容並蓄，並互相發揚光大。
台灣雖然有所謂「經濟奇蹟」的美譽，但不論我們的經濟如何蓬勃發展，以一千九百萬的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實難躋身為世界前幾名的經濟大國；在軍事方面，我們也並非大國、強國。
但是，在世界四大文化體系－中國、埃及、印度與兩河流域文明中，只有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的中國文明，迄今仍持續不輟，而其他三個不是中斷，就是殘缺不全；這是中華民族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如果我們捨文化不談，只談經濟，無異捨本逐末，自貶身價。
今後我們的世界觀，實在應該由文化看手，做一個源遠流長、雍容大度、造福自己且服務世界的文化大國，並為建立一個真正的「大同世界」而努力。（陳怡蓁整理）
盡國際經濟的義務 費景漢
外進存底原是為了應付短期貿易不均衡，當一個國家不斷累積外進的時候，他的國際經濟義務就要提升。
過去三十多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實在成就輝煌，今後的方向，也已堅定不移地朝工業先進國家的型態邁進；也就是要自由化、競爭化和開放化，讓我們國家的經濟體制與全世界經濟制度更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現在大家雖然有自由化、開放化的共識，但這種共識並沒有生根，可說只在萌芽階段。因此我們在經濟的國際舞台上，便面臨許多問題。我認為主要的癥結在於今後在國際經濟制度下，我們應如何盡到我們應盡的義務。
對美出超以及外匯存底累積就是明顯的例子。
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美國也對我們大量的入超，我們如何受得了？
過去我們為什麼對美國有連續出超的現象？大致有三個因素：外匯、儲蓄問題以及保護主義。
關於出超和外匯存底這兩個相關連的現象，到底那個是因那個是果呢？一般人多半以為出超是因，外匯存底增加是果，這種看法不一定正確。
也許我們國家就是喜歡累積外匯，中央銀行不斷收買外匯，支持美元的價格，低估台幣，以保有外銷的競爭力，造成出超的現象。所以，出超使外匯存底增加的說法，實在是倒因為果。折衷來說，因為過去我們一直喜歡累積外匯，一切為了出口，才造成連續出超的現象。
出超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國民的儲蓄能力非常強，但投資意願卻低迷不振。當一個國家儲蓄超過投資的時候，只有兩個解決的辦法：第一是出超，第二是增加政府的投資。所以儲蓄過多是使我們出超的因素之一。
保護主義是造成出趙的第三個原因。過去三十多年來，政府採取各式各樣的高關稅來保護國內的產業，限制外國產品進口，造成出超。
從比較具體的匯率和關稅問題來談。有人說，一個國家的外匯存底是多多益善，但一個肯盡國際經濟義務的國家，外匯存底不應太大。
外匯存底原是為了應付短期貿易不均衡，當一個國家不斷累積外匯的時候，他的國際經濟義務就要提升，不能仍然拚命累積外匯。台幣勢必要升值，因為我們一直在出超，並沒有盡到國際義務。台幣升值後，會使我們的產品無論在國際市場或國內市場，都減少競爭力，使出超減低。
有人提出一種謬論，以為台幣升值，不但不能削減出超，反而會使出超增加，這在學理上毫無根據。這些人也許是看到日本的經驗：過去九個月來，日圓相對於美元的匯率已經從兩百五十升值到一百五十，但是出超並沒有立刻減低。要知道，經由調整匯率而減少出超的作用，不是像開電燈、關電燈一樣的立刻反應，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逐漸調整。我們應當讓外匯緩慢地升值，這樣也可幫助國內調整產業結構，不能隨便以升值也不能制止外匯出超的說法來搪塞。
最近幾個月，出超使國內貨幣數量增加二○%、甚至三○%以上，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貨幣數量如果因出超而持續增加，早晚會帶來通貨膨脹。過去幾年來各國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問題。從前我們可以賴皮說，國內通貨膨脹是受外國的波及；但未來，我們再也沒有藉口，因為全世界將會是物價穩定的時期。
其次，我們的保護主義觀念也有錯誤。美國的保護主義，是在承認自由貿易的大原則下，實行一種過渡時期的保護。譬如，美國汽車工業受到日本的壓力而面臨淘汰，百分之三、四十的汽車工人失業，因此美國就對日本提出自動設限的要求；但是美國也給自己汽車工業三年的時間去調整產業結構，如果不能調整，就要接受國際競爭。這是為了短期調整困難而實行的關稅保護。
我們國家的產業保護則是持續三十多年來一直綿綿無盡期地保護。如果從盡到國際經濟義務的觀念來看，我們的保護精神，實在遠比美國更侵犯了開放性的原則。關稅保護應當要有時間的觀念，幾年以內就要撤銷，讓大家知道保護不是萬壽無疆的，必須有一定的期限。
（陳怡蓁整理）
我們應連守國際規則行事 趙耀東
我們必須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地和美國辦交涉，以自由、開放、公平的原則，開誠佈公地檢討我們的各行各業。
過去兩年多來，政府提出了很多口號，包括「自由化」、「國際化」；但兩年多來，似乎是講的多做的少。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
從遠古到現在，我們民族四、五千年的文化，都植基於農業社會；而我們的工業化在短短的三十年，就完成國外一、兩百年的成就，因而造成了「時差」問題。
從經濟上來說，我們有「經濟時差」，即經濟問題走在前面，我們的觀念卻跟不上。這個「時差」問題，不僅政府官員要負責任，工商界、新聞界同樣要負責。
我在經濟部服務時，曾提出一個口號:「We play international game」，希望所有的經濟、貿易問題，我們都能根據國際慣例，或國際上大家所公認的規則來play。當時，我們的步調不但遲緩，而且不一致；政府官員抱看「本位主義」態度，工商界意見更紛歧，輿論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所以至今成效不彰。
直到最近，我們面臨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沒有現代化的文化，不可能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如何把我們傳統的觀念轉變為現代化的觀念，是當務之急。
尤其經濟是綜合性、多面性的，更需要現代化的觀念，如果沒有正確的觀念，我們的經濟不可能有任何的突破。
最近大家關切的中美貿易談判、及匯率談判問題，根據我過去從事商業與國際談判的經驗，和美國人談判必須注重理性。美國的國策是維護自由、公開、平等的貿易秩序；我們必須考慮美國的國策來談貿易、談匯率。也就是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符合美國的這三個條件：經濟發展是不是符合自由化的原則？市場是不是開放？和美國是不是公平交易？
假如不是，以後和美國的交涉問題，將層出不窮，假如答案是「是」的話，則可據理力爭。
舉例來說，我們的紡織品可以說是對美輸出最大項目，然而看看我們的進口關稅，普通棉紗稅、毛紗稅高達二二%，布匹稅是三○～四○%，成衣稅更高至五○～七○%；我們的紡織品既然大部份是出口，為什麼還要抬高進口關稅來保護自己呢？
我們是對美鞋類輸出最多的國家，而我們鞋類的稅率為百分之二、三十，在美國只有五%左右，你叫人家怎麼能心平氣和地跟我們談判呢？
所以，我們必須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地和美國辦交涉，以自由、開放、公平的原則，開誠佈公地檢討我們的各行各業。可以馬上開放的，應立刻開放；不能隨意開放的，應訂定時間逐步開放。這樣才能令對方心服口服。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談判中，不但是政府的態度，老百姓和新聞界的態度更重要。千萬不要情緒化，使雙方失去理性的討論。我們既是講求恕道的禮義之邦，所有的國人，包括新聞界，都該知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
要做到自由化、國際化、完全開放，我們的工業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打擊，這個打擊遲早要來的。今天的繁榮，並不代表明天的繁榮，甚至可能造成明天更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要有長期的、整體的計畫，而且要痛定思痛地改善目前的問題。
（劉蕙苓整理）
軍事戰略國際化 孔令晟
未來戰爭的強度和範圍都會縮小，恐怖行動優優先使用，且一定以已開發國家和現代社會為主要目標。
今天的國際社會是一個多極化的國際體系。美蘇兩個超級強權，不再像過去對世局有絕對的支配力量，地區性或特定性的集體力量正逐漸抬頭，例如不結盟國家組織，是政治性集團；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則擁有經濟實力。
另一方面，由於跨國經濟和資訊的快速發展，現在不只是經濟國際化，政治也有國際化的傾向。各國與美蘇間的關係雖然仍是世界權力均衡的主導力量，但是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獨立外交的傾向，以本國利益為外交政策的基本考慮，這都是當前多極化體系的特色。
美國與蘇聯一直是處在不斷變動的戰略均衡狀態。這種動態的戰略均衡，可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核子武力的均衡，目前雙方為這個問題爭執得很激烈。不論究竟美、蘇核子武器誰佔上風，雙方一定可以做到所謂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相互保證毀滅。不論誰先發動戰爭，一定是兩方面都毀滅。二次大戰以後，尤其從一九六○年代後期至今，世界所以能夠維持和平，沒有引起世界大戰或核子大戰，就是生罪這種「相互保證毀滅」的事實。
大約十五年前，蘇聯已經在秘密推展反飛彈計畫；近幾年來，雷根又大力推動「星戰計畫」，這都是希望自己技高一籌，以便突破「相互保證毀滅」的局面。
另一個比較新鮮的名詞，叫做「全球的投射力量（projection power）」。就是如何把一個國家或集團的力量，投射到世界每一個角落。這種力量是指以海權與空權為主的傳統軍事武力，配合外交手腕的運用，加上強大的經濟實力。由於世界上只有美蘇具有這種力量，並跟世界各地區國家產生聯盟與合作的關係，因此便能產生這種投射的力量，形成美蘇在幕後操縱的區域性對抗與衝突。
區域性對抗和衝突，天天在發生。本來每一個國家都是以自己國家利益著眼，難免有衝突，尤其有些末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之間，因本身利益產生衝突時，常常尋求外來力量的支援，最容易招致外力的干涉。特別是社會和經濟問題，經常受外力操縱，很容易產生區域間的局部戰爭。
區域性戰爭有兩種方式，一是傳統戰爭，例如兩伊之戰；一是游擊戰爭，例如蘇聯在阿富汗的戰爭。還有更可怕的恐怖主義，這是一種新的戰爭方式，也是一種最經濟、最有效的戰爭方式；只要三、四個人配合十幾個人，就可以發動，破壞力雖然十分有限，但是這種心理戰略影響至巨。
目前美蘇武力競爭處在均衡狀態，不太可能爆發世界大戰，因此區域的對抗衝突及恐怖主義，是世界安全的較大問題。
世界安全和戰略狀況的末來趨勢，或許可分為兩種假設：第一種假設是權力均衡的構想會持續下去，美蘇仍然維持對立的僵局。
由於美蘇彼此互不信任，形成無法跨越的鴻溝；雙方仍必須做最壞狀況的準備。以實力作為談判後盾的政策，一時還不會改變。
另一方面，美蘇雙方會不斷地以外交和軍事活動尋求區域性的權力均衡。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還是會生活在「恐怖的和平」之下，也就是在戰爭威脅之下的和平。
在這個狀況之下，到底戰爭的威脅有多大呢？在「相互保證毀滅」和星戰研究發展的威脅之下，限核談判仍然會進行，而新武器的發展競賽，也不可避免地會繼續下去。
由於現代科技的進步，傳統戰爭所使用和發展的武器系統，其成本和破壞力之大，已經不是一個國家所能負擔。因此未來各國將儘量避免打傳統式的戰爭。
未來戰爭的強度和範圍都會縮小，恐怖行動會優先採用，且一定以已開發國家和現代社會為主要目標；因為有系統、有計畫地進行恐怖行動，花費極少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一個現代社會毀滅。其次才是游擊戰，多半以末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為主要目標。
第二種未來戰略趨勢的假設是「權力和諧構想」。由於跨國經濟與跨國資訊的日益發展，國家主權的涵意及政府的功能將重新評估，「小政府主義」將因此抬頭，經濟則日趨自由化與國際化。各國相互依賴益深，國際合作更加密切。
為了配合上述的發展趨勢，一個國際社會應該建立更開放的政治制度，就是國際政治的民主化，在國際問題的研究上，這是個新的課題，也是未來我們應有的世界觀。
（陳怡蓁整理）
小角色也可發揮大功能 顧應昌
雖然我們跟很多國家沒有外交關係，但並不表示我們無法
在國際舞台上表演。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應扮演什麼角色？若想扮演角色，就必須登上舞台。目前我們有兩個重要的舞台：一走外交舞台，二是經濟舞台。
外交舞台非常大，但我們的角色卻很小。因為我們跟很多國家都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無法在舞台上表演。
儘量派代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就是一種表現的方式，可以把中華民國各方面的學術成就展現給世界看。
自己召開國際學術會議，請國外學者專家到台灣參加，也是一種表現方式。其他像舉辦體育活動、音樂會、圍棋大賽等，都是很好的方式。
雖然我們的角色不大，但只要充份利用自己的基本能力，還是可以演得有聲有色。
中華民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是大家做夢也想不到的，我們的成績這麼好，總希望讓人家來看一看，拒人於千里之外是不智之舉。
前一陣子，一位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勞倫斯．克萊因想在遠東區設立一個世界性的經濟貿易中心，日本極力爭取，克萊因因為有很多來自中華民國的朋友和學生，對台灣獨具好感，希望把中心設立在台北，結果只因為他的研究機構中有位助手是俄國人，我們這邊就表現得不甚熱衷，一個大好機會就這樣失去了。
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定得登上舞台，像這種情形，是我們自己不肯上舞台。
至於在經濟舞台上我們可以扮演的角色，可分進出口與投資兩方面來說。
進出口之間的平衡，是經濟上所謂的分工合作。我們自己做得好的產品就多出口，做不好的產品就自他國進口，這樣可以互通有無，增加銷售量。此外從政治、外交層面上來看，進出口可以讓國際間認識中華民國，從而提升國際地位。
投資方面也應敞開國門，歡迎外國投資。這樣不但可以吸收資金和勞工，引進技術，而且外國公司肯來投資，表示我們信用良好，也可刺激我們對自己的信心。
中華民國的發展應是許多中小國家的楷模。經濟上的成就，國際間有目共睹；民主政治方面，若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也算有長足的進步；社會治安在世界各國當中數一數二；文化方面，只要我們肯用心、肯努力，應該很快可以把地位提高。例如在台灣設立國際漢學研究中心，讓世界各地研究漢學的學者每年來此舉行會議，我們就會變成最具代表性的漢學權威。
另外，中華民國一直在穩定中成長，也是值得向世界宣揚，做為小國發展的範例。
（陳怡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