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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震撼國民黨?

辜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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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

198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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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震撼國民黨?
 

本文出自 1989 / 5月號雜誌 台灣出擊!偉大的、神祕的總統府

日本最近的政治變化很值得我們注意。

二月分福岡參議員補選,結果自民黨以十八萬票之差,敗給社會黨,而且整個縣只有三個票箱的票超過社會黨,這是自民黨想不到的。以往福岡的投票率只有二0%,但這一次提高到四0%,他們以為游離票會到執政黨這邊,沒想到剛好相反。

聲望到谷底

三月中,又有宮城、千葉縣知事(縣長)的選舉。

宮城縣自民黨的候選人是愛知和男,他父親做過外交部長,他自已也做過外交部次長,又是國會議員。本來在宮城縣是很牢靠的,結果他去登記之後竟然退出。因為他做了民意調查,發現自己只得三成票,對方得七成票。最後,自民黨不戰而敗,連替代者都推不出來。

在千葉縣,自民黨雖然贏了,但十分勉強,共產黨候選人打破歷史紀錄得到七十多萬票,可見民心之向背。

這些事都表示自民黨的聲望跌到谷底。更嚴重的問題,在今年七月二日的參議員選舉。這次選舉要改選七十一席(約占總數的一半),如果自民黨要掌握整個議會,必須當選六十席以上。這件事在以前是不會有困難的,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實在很難講。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形?一方面是自民黨本身的問題,一方面是野黨(在野黨)也有了改變。

目前日本的野黨,包括公明黨、社會黨、民社黨等,他們採野黨聯合,叫「社明連」,共同推出一個候選人,使自民黨的局勢更形危險,大家認為它無法贏得六十席,這麼一來,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參議院可以否決,政治必然開始動盪。

野黨聯合能夠形成,跟民社黨新黨魁有關,他是主張聯合的人。過去民社黨跟自民黨合作,自民黨少幾席,由民社黨補,如今情形丕變,所以參議員的選舉備受矚目。

大家心裡不舒服

在自民黨方面,第一是瑞克魯特股票賄賂醜聞案,衝擊不但大,而且還愈來愈升高。它牽涉十三名國會議員,竹下登的大藏大臣(財政部長)宮澤喜一、才上任十三天的法務大臣、經濟企畫廳的原田也退了。現在案情發展到把國際電信電話公司的前董事長也逮捕了。這表示「秘書」不能再做擋箭牌了,層次必然升高,很難收拾。

更糟的是,瑞克魯特的前董事長供稱,他給中曾根的兩萬九千股,只有九千股是給他的秘書,兩萬股是給中曾根的。這麼一來,國會要傳前首相問話,如果真的做到了,自民黨在形象、聲譽、領導的權威上,等於是垮了。

第二是因為稅制改革。口本四月起實施消費稅,轉嫁既困難,又沒辦法逃稅,商人都不高興。

第三是年津(退休金)問題,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把自付金額從三八%提高到四五%;另一方面還把給付年齡從六十歲延到六十五歲。這樣,一般人,尤其是農人、公務員,也不高興。

這個局面令自民黨很難下台,公務員不舒服,工商界心裡也在鬧瞥扭,再加上賄賂醜聞,已經到了無計可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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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自民黨

目前自民黨的對應方法是:第一,強調政治改革;第二,使出緩兵之計、希望將七月二日的選舉延到八月二日,看看事情會不會緩和下來;第三就是對外發展,轉移日本人的注意力,尤其他們對北韓的工作;表現得愈來愈積極。

所謂的政治改革,指的是自清。

自民黨之所以能長期執政,靠三個辦法,一個是黨內有派系,誰出來主政,是妥協的結果;第二是自清,黨內要自律,而且徹底做到,否則不可能長期贏得選民信賴;第三是搶先,要知道反對黨想做什麼,搶先一步去做。

而令自民黨大老最不放心的,是「一年生」(第一次當選議員的人)。這些一年生,跟黨的感情不深,地盤也不穩固,非常徬徨。他們有人漸漸覺得,黨最好不要提名我,一經黨提名,反而不能當選。這種空氣一旦形成之後,對自民黨的傷害很大。

針對這個現象,有人提出對策,要這些年輕人自組政黨,但仍與自民黨合作,以解決他們的徬徨。

同時也有人建議竹下登應該「謝天下」,公開道歉;或者解散內閣,由一些不涉案的人來組織臨時內閣。

目前日本的氣氛是,人民覺得要教訓教訓自民黨,還不至於要其他黨執政。

最好選舉不花錢

自民黨是想了些點子反擊,他們說:「公明黨、民社黨也拿了錢呀!」但因為執政黨不同,國人對他們的期待與看法,絕不同於在野黨;送錢給執政黨與在野黨意義不同,因為執政黨有權。這是個關鍵,不要以為別人也拿了,你就沒事,執政黨不但有事,而且更重,還是無法逃避的。

這次事件跟「田中案」不同之處,是它牽扯太廣,而且是本國人的賄賂。過去,大家稱揚日本之所以能有今天,廉潔、有效率、不受政務干擾的文官是主因之一。但這次瑞克魯特賄賂案,連事務官都牽涉,這也是日本歷史少有的。根結都在選舉太花錢,我認為最好是不要花錢就可以選舉,不過真是不太可能。

話說回來,世界太平靜,也是日本的不幸。目前,日本除了美日貿易磨擦之外,其他沒有什麼大事值得全國關切,所以大眾傳播媒體天天講的都是這件事,事情就變得很棘手。

日本政壇這樣的風雲詭譎,非常值得世界關切,如果日本由在野黨執政,恐怕世界都會因此改觀。

反觀國內,又逢選舉年,同時也爆發了榮星案。對於榮星案,我不願意強調,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別的原因,而是大家會聯想到我跟辜寬敏(辜振甫的弟弟)有特別的關係。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民意代表的品格問題,一定要自我檢點。我不認為這件事和日本的賄賂案有什麼相同之處。但是,一國的執政黨當選與否,對另一國的執政黨能否當選,是有感染力的,日本對台灣亦如此。

(李慧菊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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