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我們的期許
「世界上如果有所謂大師中的大師，那人必定是杜拉克。」《經濟學人》是這樣的稱讚他。在他逝世兩周年前夕，再讀他的著作，又有更多的得益。
在《杜拉克精選個人篇》（天下文化出版）一書中，他親自撰寫了一篇給台灣讀者的引言。其中有這四段話：
（1）2001年，也就是這本書中文版問市之際，台灣已躋身全球高科技的領先國家。台灣不但充分發揮了本身的潛力，海外的台灣人更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起動的先行者。
（2）近50年來，台灣最大成就是培育出一批高教育、高成就的專業經理人士和經理人。日本殖民政府不允許台灣人接受高等教育，因此1945年時，大部分的台灣人不識字，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
（3）海外華人——其中當然以台灣的高知識分子為主——勢將日益在中國大陸的社經發展中扮演先行者的角色，使大陸的社會與經濟能融入全球架構中。
（4）這種種出現的現實問題，都是管理階層面臨的挑戰。政府對此雖能發揮助力或阻力，但唯有專業人士和經理人才能對這些挑戰提出解決方案和答案。這正是台灣的知識分子、經理人、專業人士和學生們往後應一肩挑起的任務。
這些話是何等的深刻、貼切以及充滿了期許。太平洋彼岸的大師，真是一位智者。
（二）知識工作者
進入21世紀前，杜拉克、韓第等學者，早就在鼓吹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新角色。
凡是靠知識獲取所得的，就是泛稱為「知識工作者」，如醫師、律師、教師、設計家、作家、畫家、新聞工作者、金融業者、資訊業者等。
換言之，用體力謀生，是勞動者；用腦力賺錢，是知識工作者。勞動者是把事情「做對」，知識工作者是「把對的事做好」。杜拉克指出：「知識工作者已經開始成為勞動人口中的最大族群，但也可能是最昂貴、最沒有生產力的族群。任何國家、產業、公司的競爭地位，將會愈來愈取決於知識工作者生產力的提升。」
杜拉克更進一步認為：「知識工作者比科技、資訊或電子商務更可能改變組織的未來。」在「政治正確」瀰漫的台灣，用「知識工作者」來替代「知識分子」，就減少了「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與壓迫感，更貼近全球化浪潮下人才的流動。
（三）八條工作守則
體會杜拉克對台灣知識工作者的殷切期許，我草擬了八條守則，希望大家來共同討論：
（1）不斷的自我超越，是不被淘汰的唯一保障。「學（習）力」勝過「學歷」。
（2）執行的工作（或任務），圓滿完成。
（3）為提升組織績效貢獻心力。
（4）要有能力「講」明白，「寫」
清楚、「聽」進去。
（5）對事注入創意、對人不歧視、對弱勢團體愛護。
（6）遵守個人倫理規範與企業社會責任。
（7）不論工作或生活，節約能源。
（8）「終身學習」變成終身實踐。
這八條守則，與杜拉克提出增進自己效能的五項建議也相互呼應：（1）堅持追求自己所設的目標與願景；（2）尊重工作的完整性，不流於平庸；（3）終身學習融入生活之中；（4）建立一套自己檢驗績效的方法；（5）一旦工作改變時，就要有新思惟，接受新工作的挑戰。
杜拉克一再肯定「知識工作者是最大資產」，八條守則將會使最珍貴的資產極大化。
「知識分子」，像老兵不死，在慢慢凋謝
1999年，我參加了「立緒文化」策劃的「知識分子12講」。我講的題目是：「知識分子：進步觀念的傳播者」。我指出在這個弔詭的年代中，台灣社會出現了四個現象：
（1）「進步中的墮落」：如政府對特定銀行財團或商界人士紓困，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
（2）「人才不少，有風骨的卻少」：反映在政壇上，是想做官的太多，肯擔當的太少。
（3）「民主中的權威」：有權力的政治人物，常常否決專業判斷，圖利周圍之人。
（4）「知識普及，知識分子難求」：知識分子是指除了專業之外，也關心國家命運、社會進步、人民福祉。當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的冷漠，變成社會通病時，知識分子的核心精神就消失了。
在這系列演講中，可以引述其他幾位學者說的話：
余英時院士：不是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他必須是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人。
楊國樞教授：知識分子就是烏鴉，他有烏鴉心、烏鴉嘴。
何懷碩教授：學歷很高並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是一種職業，它是一種心態。
如果再引述薩伊德（Edward W. Said），他的境界更遙不可及了。他說：「知識分子要做為公理正義、弱勢者、被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也要向大眾表明立場及見解；知識分子的言行舉止，也表現自己的人格、學識與見解。」
那些都是21世紀來臨前的想法。近年來當我演講時用「知識分子」一詞時，就有些不安的感覺：現場的聽眾們，尤其年輕人，似乎覺得這一名詞「是你們那個年代一群自命清高的讀書人，對國家社會所擁有的抱負與夢想，現在離我們太遠了……。」這大概是「去中國化」之下，在台灣逐漸浮現的一個現象。
別人的質疑，加上知識分子的自責與退縮，就像麥帥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會凋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