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談話之所以會造成「熊玠風波」，主要是有三個原因：
一，報禁開放後，變成百無禁忌，什麼都可以談。記者為了競爭就「各取所需」。
二、解嚴之後，不但在社會上有「統」、「獨」之爭，在很多報殺內部也有，影響了報導的客觀。贊成統一的把我的話拚命渲染；反對統一的對我大力貶損，甚至到海外請打手來打。
三、我們的記者以觀察台灣事務的心態套在觀察大陸事務上。台灣心態是什麼呢？如果總統召見某學者，講的一定是中華民國既定的政策。
台灣翻者不瞭解有關「只要台灣來談，什麼都可以，包括談國旗、國號、國歌、憲法，甚至將來四個堅持在憲法裡可以不放進去。」等談話，是我和大陸一級領導私下的談話，並不是公開的宣布。
因此有人懷疑在這麼多學人中，為什麼中共只對熊玠說這種話？拚命要證明是不是熊玠造謠；也有人想證明中共利用我傳話，表面說的是一套，骨子裡是另一套。從這種動機出發，把事情愈鬧愈大。
這半年來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新發展，包括胡秋原風波，和熊玠風波是否有直接關係我不敢說，但我大膽假設：沒有熊玠風波就沒有胡秋原風波。
(符芝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