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過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快速且持續的發展，首要原因是政府在適當的時機採取適當的政策。
一九七一年，我到中南美訪問六個國家。到了阿根廷，那是個資源豐富的國家，但是沒有很好的經濟成長，原因是政治不穩定；而且政府中經濟的決策者，這一任的人政策向左，下一任的人就會向右。
就像我們平常在球場打高爾夫球，老是打左曲球或是右曲球，這樣的球路不直，走的路就長了；我雖然球打得不好，但是，打球都很直，這樣的桿數還是可以減少。
平衡預算是金科玉律
到目前為止，由於我們還能維持一致的基本政策，採取的步驟沒有太多的時差(time lag)，才能保持成長。
另外一點是，我們剛從大陸撤退來台時，深受通貨膨脹之苦。那時財政部長是嚴家淦先生，他本來是省政府的財政廳長，對本省的財政很熟悉。我在財政部時，有一次請他來演講，他說：「你們現在日子很好過，政府剛來的時候只帶來一些金條，因為通貨膨脹，國防部的軍需負責人來找我，要拿五十條，討價還價結果只給三十條。」
他發現沒有預算不是辦法，趕快編預算。預算編出來之後，才知道稅收有多少、支出有多少、不夠的錢有多少，才可以設法使預算赤字逐漸減少。這是我們後來物價穩定的主要因素。歷任行政院長都想辦法平衡預算，成為金科玉律。
嚴先生擔任第二任財政部長時，人民的儲蓄也增加了。他就用年度公債來彌補每年預算的差額。
「三七五減租新娘」
一九七三年發生能源危機，物價波動，利率超過一二%，自然地，持有公債的人就想兌現。當時我任財政部長，七四年初就通過一個法案－－過去的公債凡是低於一二%都照一二%兌現。當時有人在行政院反對。我說，如有問題我到立法院去說明。後來立法院很快地就通過了，這是當時穩定經濟措施的一個package。這樣公債市場就有吸引力了。
我在財政部長任內，稅捐稽徵加強，同時，進口幅度大增，關稅增加得很快，所以，已經開始有稅捐盈餘了。這一段時期是財政金融很好的一段時期。
回顧一下五０年代，農村的人口占六一%。農民的問題要解決，一定要實施土地政革，這是國父遺教中很重要的話。我們採取三個階段：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這三個階段對台灣發展非常有利，三七五減租就是指付給地主的不能超過三七．五%，佃農就能得到六二．五%。在這種比例下，佃農就有能力去購買必需的農具，也能夠結婚了，所以當時有所謂的「三七五減租新娘」。
土地改革實施之後，到了一九六０年的時候，農民的收益增加了三．九倍。農民收益提高，立刻就有了購買力，使我們工業化的產品也有了市場。
這兩者時間配合得非常好。當時，我們所能做的都是進口替代工業。我們連棉布都要進口，連做服裝的卡其布都不能自己做。有一次有人申請自備外匯進口一萬錠子的卡其布，當時的經濟部長江杓考慮了一年多，還不核准。後來，總統發脾氣，工商業者自己拿錢願意設廠，血本是他的，你管他太多了，才核准了一萬錠子。可見那時對外匯資源看得很寶貴。
民生物資帶動工業
一九五０年，美援來了之後，提供了必需的物資，尤其有最需要的民生物資進來，帶動了我們的工業。例如小麥進口，麵粉廠、飼料廠就出來了；農產品進口，就有加工廠出現；黃豆進口，就可做飼料、油料；棉花進口，紡織廠就有原料了。
最先還是委託加工，工廠等於沒有風險，還找國外的專家來指導改善品質。進口替代工業在一九五０年代就起來了。
但到底台灣的市場小，很快就飽和了。到了一九五七年冬天、一九五八年春天時，就覺得這情況很不好，一定要想辦法改革。
那時徐柏園先生任財政部長，兼外貿會(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因為出口的外匯多半是由政府企業出口，如糖、米、鹽，因此，他用了很多複雜的公式，採取不同的匯率，這種多元匯率的制度，妨礙了出口。
當時陳誠先生組成研究小組研究這問題，最後多數贊成匯率單一化。徐先生有政治家的風度，既然多數贊成單一化，那他就不做了。由嚴靜波先生擔任財政部長，由尹仲容先生擔任外貿會主任委員。
財經十九點
四月初尹先生就職之後，馬上就公布雙元匯率，一種匯率是二四．七八台幣兌換一美元；另一價格是三六，三八台幣兌換一美元。經過兩年又通過單一匯率。那一年(一九五八年)正好在「八二三炮戰」。
如果沒有改成單一匯率，我們就不可能加快出口了。
這一段時期我們感覺到，雖然有美援但不能長久倚賴美援，因為我們要把自己的資本形成提高，也就是儲蓄要提高。後來由美援會草擬一份「財經十九點」，這個措施等於一個基本方針。以後的政策，照這個方針去努力。
這十九點是一九六０年一月八日在士林官邸向總統報告的，參加的有陳誠副總統、嚴家淦、尹仲容和我等幾人，一條一條的講給老總統聽。他仔細的聽，有問題就問，最後都通過了。發言人是嚴家淦先生，他說得很清楚。所以，我們能有今天，這是一項最基本的貢獻。
這個措施中有一條是要改善投資環境，使我們儲蓄增加，因為那時我們的儲蓄率平均只有一０%，倚賴美援比重很高。我們對美援一直都使用得非常有效且得當。美援工業計畫中，失敗的只有兩、三個計畫，重新評估之後，也都改善了。
一個種子
那時人們所注意的計畫我們就提出來，等於是一個種子。當時王永慶計畫做PVC是一個例子。以六十萬美元左右貸款開始，每天生產三公噸，計畫都通過了，他也很有辦法，很快地一再改進，先作PVC管子，不銹鋼管子用PVC管子取代……，擴充得很快，變成最大的石化企業。那時的計畫雖然不大，但都發生了倡導的作用。這段時期一直維持到一九六三年一月，尹仲容先生過世，嚴家淦兼外貿會主任委員，我還是作秘書長。
這時我們就討論到：是否把美援會的名字改掉？因為在一九六一年，世界銀行就開始給我們很優惠的貸款，四十年貸款沒有算利息，只計算一些手續費。
到了六０年代，外銷、儲蓄和投資都逐漸具備。外銷方面，很多投資條例都退稅，包括所有間接稅，如關稅；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政府改組，發表我任經濟部長，六月美援停止。
那年剛巧糖價最低，美援又停止，在這個非常吃力的時候，證券市場也鬧了風波。面對這樣困難的局面，要把國內經濟安定下來之後，才能促進外銷。這時有外資進來了，一方面，我們因為在發展中，最需要長期資金；一方面國外銀行開放銀行貸款，我們已改成「經合會」(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正式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還有所有有關長期資金，政府需要的，大約都能貸款，民間需要的，透過中華開發公司去貸。
適當的機構
同時，很要緊的，就是我們在適當的時機也有適當的機構。這些機構就負責這些事。
我在一九五七年到美國考察開發銀行的功能後，發現國內都是商業銀行，就研究成立一個私人為主的開發銀行的可行性，建議經濟安定委員會成立小組，當時召集人是俞國華先生。
研究出來後，就報到行政院，行政院沒有下文。等我作美援會秘書長的時候，把這個案子提出來，決定在美援會成立這個小組，請霍寶樹來召集，研究成立開發銀行的可行性，並請了世界銀行兩個專家和我們一起研究，研究的結果是可行的。
後來就正式募股，由霍寶樹先生作總經理，潘鋕甲和張心洽作副總經理，開發銀行就成立了。中華開發信託公司也成立了，立刻將美援的開發貸款基金一千萬美元轉貸，讓它再轉貸給我們中小企業。
開發中國家在每一個時候都要有適當的機構去做推動工作。像生產力中心，一九五五年成立，還有手工藝中心，幫助手工藝業者、幫助中小企業改進品質、訓練人，都發揮了不少作用。
最近這幾年，我們談到高科技需要創業投資，我又去引進創業投資進來，現在很順利了。
在美國創業投資做得很好的人，我們請他到此地來參加；同時也請交通銀行和開發基金加以配合，一筆兩千萬的創業基金，一千萬可在美國用，一千萬可在台灣用。在美國用的計畫，委託在美國有經驗的創業投資公司來負責，如此一來，等於兩邊搭上橋樑，技術就跟著進來。
我一生中最注意的就是如何建立解決問題的制度。
人力充沛
另外一點，我們很重視人力的發展。我在一九六四年主持經合會時，就開了第一次全國人力會議。我們希望教育訓練計畫能配合未來人力的需要。當時發現普通高中占的比例太高，一個國家工業化的話，一定是職業學校學生的需求量多，那時高中和高職的比例大約是六比四，現在已經變成三比七。從那時起，我們支持八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後來農復會也支持農業職業學校。
閻振興當教育部長，我向他建議開放兩年制專科學校，他自己想出五年制的專科學校，這些專科學校都是人力的配合。人力的發展包括教育，在別的國家要推動快速成長是很吃力的，但我們的國家要推動快速成長就沒有問題，因為我們訓練了充沛的人力。
六０年代公共建設投資少，七一、七二年公路擠了、鐵路也擠了，七四年經國先生就宣布了十項建設。剛宣布時，物價漲得最厲害，所以錢真正花的時候是在七五年到七七年，剛好這三年經濟衰退，這錢用進去以後，經濟復甦快，配合得很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公共建設一經決定就去做，這也是台灣經濟能夠很快發展的很大因素。
「台灣經驗」是一段很有意義、也很辛苦的成長歷程。當大家瞭解它之後，一面更瞭解今天的成就得來不易，另一面也就可以討論如何把「台灣經驗」推廣到其他地區。
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我在政府磯構工作多年，常常看見有為有守的官員想進行一些改革，例如聯考制度問題，或是改進節育方法，可是報紙上所反映的批評，都懷疑這些建議的動機，懷疑那些想推行改進的人一定有什麼私心，才想出這些主意來。這種看法和流言導致政府官員寧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七十一年八月
一個人在國家做了這麼多年的事，不能講沒有責任，今天我們國家遭遇如此艱難的情況，身為內閣的一份子，退後一步即無葬身之地，只有把你所能做的盡力去做，使國家更好，這是我個人的心願。如同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大家看到有一處浸水，趕快去填補它，使它能更順利向前走，因此我得盡力而為。
－－七十二年三月
在人口密度高、社會流動快的工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影響相當頻繁，我們必須顧及第三者和尊重第三者的利益。例如對於環境衛生的維護、垃圾的處理、交通秩序的共同遵守等，都要顧慮到社會大眾的利益。
－－七十二年十月
我曾說：「一個國家，不可能長久同時存在著進步的經濟與落後的道德。」現在只需要把「道德」兩字，擴大為「非經濟性因素」，就是這個意思了。而為了克服這些障礙，首先大家要有一個共識，瞭解到這些問題的癥結與嚴重性。
－－七十二年十月
(取材自李國鼎著:「工作與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