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三十年前，外交部一位極其幹練的年輕官員向當時的外交部長王世杰抱怨：「我們這一代始終都在做別人的伴娘，從來沒有當過新娘。」八十多歲的王部長愣了半晌，然後用英文回答：「我們會死的(We are dying)！」不久，王世杰便告老退休了。
二十多年前，新聞學者王洪鈞寫文章倡言「接棒」，招致不少前輩的抨擊。有些望重士林的學者甚至說：「王洪鈞，你也有老的一天。」作家李敖因此寫了一篇名為「老人與棒」的諷刺文章說：「我不敢期望老人交棒，只求他們別拿棒子打我就行了。」
十幾年前，藝術評論家何懷碩也寫了一篇關於「老年」的文章，卻沒有報紙敢於刊登。何懷碩說：「那時候我就深深感覺到，我們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老人問題。」他們貪戀權位，壓抑下一代，造成中國日的情況，「我認為民國以來最令人無法尊敬的老人就活在這個時代裡。」
也曾經英姿勃發
很顯然，批評老人戀棧的聲音絕不是始於近日，只是隨著時光的流逝，這聲音愈來愈急切，愈來愈嚴厲。
與民國同齡，甚至更高壽的一代，年輕時期適逢國家劇變，當時可能英姿勃發或者滿腔熱血的他們、在生命的早期便占據了社會上重要的位置。其中不少人在變亂中喪生或失足，但是民國三十八年隨同國民政府來台的一群，卻從此成為政府幾乎僅有的一堆棋子。他們和當時台灣社會的少數菁英，構成上層階級的全部。
那時候，他們多半只有三、四十歲。有的擔任政府高級官員，有的擔任中央民意代表，有的擔任民間(其實是半官方)或學術團體的負責人，甚至可能身兼數職。
四十年過去了。這四十年裡，台灣政治安定，醫藥也愈來愈發達，身在高位的人，簡直想不起來自己有什麼理由要下來。等在後面的一代，幾乎沒有出頭的機會，不免自嘆自憐「像是白頭宮女，誤盡青春」。
下一代心中有怨
那位年輕幹練的外交官，終於不耐久候，自請離職了。如今他也已六十出頭，長期在海外，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與他同時代的人，「有些聰明、乖巧的，就順從、配合、侍候上一代，生存在他們之下。」社會心理學者楊國樞感嘆：「其餘的人就疏離了」。
其實不僅是疏離而已，他們當中許多人是相當激憤的。出國不歸的人在形式上是疏離了，在心理上卻有更深沉的悲哀。無法出國的人先是壓抑自己，繼而有「枉活一生」的憤慨。王洪鈞說：「你不讓他evolution(演化)，到頭來他就要revolution(革命)。」這股怨氣，當然造成社會的不安。
可嘆的是老人不察。事實上，從三十多年前起，他們便逐漸逐漸的，與這個社會脫節了。當別人在奮鬥求生存的時候，他們受到保護；當社會急速變化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圈子卻愈來愈小。中央民意代表的活動範圍可能僅限於議場到家裡，往來的是日益凋零的少數老朋友，「甚至看報也可能只看某一份報紙，認為別家報紙都是混蛋。」思想史學者韋政通觀察他們：「只接受讓自己覺得舒服的資訊，生活在自我封閉的世界裡，長期下來，心態當然與外界不一樣。」 他們覺得自己有功於黨(國民黨)國(「長久以來，老委員功在國家……」)，別人可能認為正是他們弄丟了大陸，過多於功；他們覺得四十年來國家靠他們維繫了法統、維持了安定(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法統的問題。」)，別人可能認為他們這樣做正是破壞了憲法，是憲政的罪人；他們表示並非自己戀棧不去，是黨國需要他們繼續奉獻(「目前還有光復大陸的責任未了，國家還需要我們。」)，別人反擊他們是時代的包袱，想丟都丟不掉……
與社會格格不入
他們的子女，也常常為他們感到難堪和痛苦。一位八十多歲老國代的女兒自述：從來不敢在父親面前提起「退職」二字，因為不能預測素來威嚴的父親會作何反應；老人病了，勸他立即住院檢查，他堅持不肯，因為國民大會不久要召開一項會議。「明明頭腦已經昏瞶了，卻把開會當成不得了的大事，彷彿沒有他出席便開不成。」這位四十歲的女士搖頭。
「這社會幾乎人人討厭老人。」本身也即將邁入六十大關的韋政通冷靜分析：「老人要活得像樣確實也很難。」他們身心都退化了，對新的事物難以理解、難以接受，在這個一切求新求變的社會裡，特別顯得格格不入。
「他們如果只是含飴弄孫，也會是很好的祖父母。」何懷碩相信。但是很多人偏偏忘記了孔夫子的教訓：「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他們不去想這一生已經得到了不少東西，卻總擔心來日無多，不像年輕人「將來有的是機會」。
「其實，到了這個年紀，是你的，你已經得到了；不是你的，爭也爭不來。若還要貪戀、強求，只能自尋煩惱。」韋政通建議老年人學著從事心智方面的活動，可以減緩心靈的老化，對金、權的慾望也會相對地減弱。
這樣的忠言，真正需要聽到的人是聽不到的，這也正是他們的可悲之處。「他們的自我沒有成長，始終還停留在四十年前的階段。」韋政通嘆息：「很可憐，他們等於沒有活，最多只能算半活。」
製造神話
等著他們交棒的人不會用這樣同情、寬容的眼光去看他們。一位自認虛度半生的政府官員絲毫不掩胸中怨怒：「他們這一代製造了不少神話。」他指責，老一輩自己是少年得志，卻對下一代說：「你們還年輕，慢慢等。」發現自己老了，他們便倡言「人生七十才開始」。等到實在老了，又發明「青年才俊說」，來一個「隔代交棒」，把棒子一下子交到四十多歲的那一代手上：「就是看準了這些「青年才俊」一時還接不下來，這樣他們才好在幕後監督，繼續掌權。」他激動地說。
另一方面，接棒的這批人，也不見得明白自己是怎麼接上這一棒的。「他們還以為自己是天縱英才，走在前面的人都是笨蛋。」一位即將按規定退休的官員不諱言看到這些「後生小輩」耀武揚威的樣子，想到自己被剝奪的機會，忍不住要傷心落淚。他警告三十多歲的更年輕一輩：「當心歷史重演！現在四、五十歲的這一代將來恐怕又要跳過你們，隔代交棒！」
歷史會重演嗎？或者，正如老人們受到抨擊時所說的：「你們也會老的啊！」極力打開胸襟去瞭解社會的一位民間學者不信這一套：「我們老了，不一定要像你們這樣！」
老了就會這樣嗎？
楊國樞卻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認為人本來就會隨著年齡的增長，發展出不一樣的價值觀。「青年時期的人，理想主義很強，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比較敏感，熱心改革。」這位心理學家說，但是年紀一大以後，慢慢就感到改革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其、善、美都是天上的星星，是少年人不切實際的夢。
今天遭到圍攻的老人，當年也曾經慷慨激昂地批評既得利益者，但是等到他們取而代之以後，卻採取了另一套標準，力圖鞏固自己的權位。「人恐怕就是會這樣的吧！」楊國樞無奈地表示。
要避免歷史重演，唯一的破解之道是建立制度。這制度，絕對不應由利害攸關的人自己來制定，否則必不合理，這是很淺顯的事實。有了制度之後，還得要尊重制度，「否則，永遠有特權，永遠有例外，制度之上，還有違章制度……」人事管道永遠無法健全。
老人堵塞的人事管道不僅止於一代。二十年前大學畢業的人，如果沒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恐怕都很難忘懷當年「八行書」的陰影。一位歸國多年的學人，猶憶大學時代一個成績比他差的同學，憑著父親是立法委員的關係，搶走本應這清寒學子獲得的獎學金。另一位如今已是民營公司主管的中年人，也清楚記得大學剛畢業時，與那些手持各種介紹信的同輩競逐工作機會的恐懼與挫折。
「但是回想起來，我並不羨慕他們。」這位中年主管說：「那些溫室裡的花朵也許起步比較容易，但他們大部分至今仍在原地踏步。」像這樣的人自我同樣沒有成長，從某種角度而言，他們也是受害人。
走在歷史的轉捩點上
台灣迅速走向現代化，但是，老人的影響並未褪盡，有些人雖然不算太老，卻沿襲了老一輩的想法與作風，力圖扶植自己的子弟接棒。有人形容今天的年輕官員頗有些是「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的高幹子弟」，但是他們預言：「這可能是國民黨用高幹子弟的最後一次機會。」不少人相信，以後一定是「誰掌握了民意，誰就容易出頭。」
在台灣叱吒風雲數十年的這批老人，是歷史與時代變遷下的奇特產物。他們其實只是一整代老人中的極少數，卻相當程度地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心態。從他們的立場來看，他們並沒有錯：整個中國的歷史，不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嗎？不幸的是，他們正走在歷史的轉捩點上。不能與時俱進的老人，執意不放手，得不到後輩的尊敬，反而造成好幾代人的痛苦。
大陸神話學者蔡大成說：「中國人講究倫理，倫就是年輪，也就是輩份。所以六十歲的人也得向八十歲的人低頭，因為在他們眼中，你永遠是未成年的！」
這確實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正如一位中年人自嘲的說法：「我們正看到中國文化中不合時宜的一部分，在與時代大戰。」只是，這場戰爭波及的無辜太多了，拖延得愈長，災情愈慘重。
為什麼不交棒？楊國樞：這是有傳統的
我們這個國家，在政治上是「老人政治」，在社會上是「老人社會」，老人當權，是有其傳統的。根據過去的研究看起來，一個社會假如具備以下特徵，老人的地位特別高，做主的時間也長，一直到他死掉算數。
一、主要資源控制在老人手裡。中國過去以家族為主，所有財產都屬於家族而不屬於個人，而主管財產的便是家族中的老人(家長)。
二、公眾教育不發達，生活所需的主要知識都靠經驗的累積與世代傳承。老人就憑著累積知識，掌握了最多的生活技能。
三、重視傳統、崇拜租先。老人是與傳統、祖先連繫的主要媒介，所以愈重視傳統、崇拜祖先的社會，老人愈受尊重。
四、這個社會是一個擴大了的家族。家族本就強調親人間相互的義務與權利，因此這樣的社會也形成重視上下關係的結構，大家依序排列。
五、這個社會的人都生活在小而穩定的社區裡，如小村子，四周都是熟人，特重人際關係。老人活得久，人際關係好，可以一言九鼎。
六、經濟型態是「匱乏經濟」，也就是農業經濟。生產力低，大家都在飢餓邊緣，所以老人的勞動力也受重視。
七、社會風俗不鼓勵個人獨立，而鼓勵團體或家族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發生糾紛時，就找輩份高的人出來排解；喜慶宴會，也找這樣的人來主持。
前述特徵，中國是七項俱全，所以是「老人社會」。轉變成現代工商社會以後，這七個特徵都崩潰了，老人的影響力愈來愈小，但是某種程度的傳統觀念仍然延續著。一般的政治人物或政府，為其本身利益，往往會遷就傳統，肯定、安撫老人。
費希平：把個人利益看得太重
棒子早就該交出去。沒有交，是因為大家把個人利益看得太重。像國大代表，六年才開一次會，每個月拿那麼多錢，又沒有選民壓力，為什麼要放棄？立法委員也是，可以在外面兼很多工作。
其實我們年紀大的人，何必和年輕人競爭？上台都上不去，耳朵也聽不見。在「美麗島事件」之前，我便在立法院提出過，建議立法委員八十歲退休，結果挨了很多人罵，他們都說：「你不會到八十歲的嗎？」那時我才六十多歲，這個意見，他們連考慮都不考慮。
不過，也不是大家都不願走。有的人是願意退的，國民黨又不希望他們退，怕國會不好控制，政權不穩固。他們也不是沒有貢獻，這些年來，的確是賴這些人維持民主的實質，否則便成為軍事獨裁了。
資深中央民代對全國而言是一個包袱，我們一定要反對，但是我對朱高正說：「你可以講道理，不要開口就罵人。」朱高正說：「不罵他們不走。」不是這樣的。
吳延環：一切得按法律來
現在立法院的很多紛爭，本來根本不應該發生的，都是因為主持會議的人不守法才會這樣。這些人一上來就罵「老賊」，議事程序那有這一項？主席根本不應該讓他們發言。
老是提「程序問題」，我是程序委員會主席，那一項程序有問題？都是年輕人亂來。我們歲數大的人，若和他對罵，成什麼話？不和他對罵，就只好忍著，久了倒好像他們有理。
你說要老人退職，一切得按現行法來呀！沒有現行法，就得修法。不照法律來，整個國家都給弄亂了。
目前我們是只有民主，沒有法治。我從十六歲入國民黨參加革命，就是為的民主，如果民主是這個樣子，那我寧願不要！
現在提出的退職方案，我認為是很溫和的。那些長年臥病、久居國外的資深民代，自己也應該覺得不好意思。至於在國內的、健康情況良好的，如果願意留，應該可以留下。
我想，政務官才有某一年齡層掌權不放的情形。兩位老總統在世時或許比較喜歡用與他們同時代的人，經驗相似，比較好溝通。這些問題，等民主政治上了軌道就不會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