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工企業家》作者大衛．柏恩斯坦（David Bornstein）旋風式的來台演講訪問，帶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他與星雲大師、證嚴法師充滿智慧的對談，以及與陳長文（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姚仁祿（前大愛電視總監）的同台演講，再度展現：美國社會的可愛，就在於它們終有知識分子，在鼓吹人性中的奉獻與大愛，這就是軟性實力（soft power）的根源。
很湊巧地，他走後，在台北又出現了一個成就非凡的志工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以企業家的精神，為非營利事業賺大錢。
為教育賺錢是最有意義工作
他就是大衛．史文遜（David Swensen），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曾經在華爾街二個著名的投資公司擔任過資深副總裁，後來被他的指導教授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托賓（James Tobin）勸說回到耶魯，主持耶魯大學校務基金投資長（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決定：他以原來1／5的薪水回到紐哈芬（New Haven，耶魯校址）擔任新職。
他興奮地告訴住在威州的雙親：「我接受了一個最有意義的工作，去為教育賺錢；賺了錢是為了教育，而不是為那些華爾街的大亨們；我要把耶魯變成一個財力雄厚的長春藤大學。」
他沒有誇口。20年前接任時，耶魯基金是13億美元，每年投資賺來的錢，可以支持學校預算10％；20年後，耶魯基金已超過170億美元，每年投資獲利的錢支持了學校1／3的總預算。耶魯校務基金總額全美排名第二，僅次於哈佛，但是基金20年來的平均報酬率高達16％～17％，成績遠遠超過同輩。因此校園中流行著一個說法：「耶魯有三個不可或缺的人物：校長、球隊教練及基金投資長；但是其重要性要倒過來。」
經濟學大師托賓在耶魯退休的酒會上致詞：「我對耶魯最大的貢獻，是把大衛從華爾街找回來。」站在旁邊的他靦腆地回答：「沒有托賓教授的指導，就沒有決定投資的知識，功勞全在我的老師。」掌聲響起時，他這兩年對耶魯的貢獻是每一年超過20億美元，相當於660億台幣。
為第三世界打開耶魯大門
為母校投資基金賺錢，他最大的自豪是：「沒有一個被耶魯接受的學生——大學生或研究生，尤其來自第三世界，會因為繳不起學費進不了耶魯。」他接著說：「走在校園，看見來自膚色不一樣、性別不一樣、國籍不一樣的年輕人，都能在耶魯接受這麼好的教育，我再也不會覺得賺很多錢是難為情的！」
如果「世界真是平的」，那麼他與他的投資團隊（共20位專家）剷平了去耶魯這個貴族學校之路。事實上，我們中國第一位去美國讀書的學生，名字是容閎，就讀的大學就是耶魯，在1854年畢業。
以這位投資長在投資上的貢獻，如果用其他名校採用紅利分享制度，他的年薪應當是3450萬美元；但是他堅持年薪不能超過100萬美元。他說：「100萬美元對耶魯預算來說微不足道，對我來說已經是很大的數字，我不會接受超過這個數目。」
樂當資本主義的異數
整天在數字中打轉，整年為耶魯賺幾十億美元的他，真是華爾街的「叛徒」、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數」。也許正如比爾．蓋茲與華倫．巴菲特一樣：賺錢時就要拚命賺錢，捐錢時就要拚命捐錢。他的人生哲學：是把所有的智慧不要為自己賺大錢，而要為耶魯賺大錢。
把他的成就移轉到台灣經濟起飛年代：那就是尹仲容、孫運璿、李國鼎、俞國華、趙耀東等，他們替社會做大事、幫企業賺大錢。他們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是視為「應盡的責任」；他們對自己的潔身自愛，是視為「理所當然」。
史文遜的投資獲利被視為「天才」，當華爾街的投資者不斷地要向他請教時，他決定寫書，把他的經驗「不自私地與大家分享」。他的二本著作分別是《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與《Unconventional Success：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Personal Investment》。這二本書都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他把版稅都捐出來。他婉謝很多幾萬美元有關如何投資的演講，但是選擇性地擔任了非營利事業的獨立董事（如布魯金斯研究所與卡內基基金會）。
當他常被問起：「你怎麼會這麼重視教育、輕視財富的價值觀？」他的回答是：「我的祖父與父親是一輩子的大學教授，母親是牧師。全家都是基督徒，六個兄弟姊妹都擁有這種價值。」有時，他會再補充：「我還有一位使我本來要念數學而後改讀經濟的中國教授。」
他是我30多年來在威大（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教過品學最優的一位學生，選過我四門課，全是A。在送贈我的著作扉頁上，他寫了：「是你的教誨，打開了我學習經濟之門。」
當他7月底第一次來台北，接受《遠見》獨家採訪時（見頁66），他也已經是52歲了；望著些許白髮的他，我充滿了驕傲。聯想到台灣高等教育的預算不足，不禁要問：台灣的史文遜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