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化的教育
我對台灣的信心來自民間，對台灣的憂慮來自各種落差。
只要拋開上層政治，走向民間，就看到散布在角落台灣人民的生命力與創造力。一旦政策不再空轉，行政院勇敢而及時地推動正確的決策（包括三通），企業的新投資就會出現。張忠謀先生說得真切：「不對大陸開放，是一個致命的矛盾。」儘管時機已經錯失了多年，台灣的人民還是會有足夠的力道尋找各種出路，正如7月號的《遠見》的六個面向專題報導：20世代的動力、軟實力、傑出華人的創造力、志工的新勢力、台灣的風格魅力、與台灣的企業力。
在此一時刻的台灣，我最深的憂慮還不是政治的脫軌，而是教育的落後；更不是軍備的不足，而是人才的不足。6月下旬，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校長柏海德（Richard H. Brodhead）來台，講述「尋找及培育全球人才」。他指出杜克大學的外國學生在大學部占6％，在研究所中占1／3。這種國際化的程度真使我這個一輩子教書的人為台灣坐井觀天的心態緊張！
當全世界都稱讚美國高等教育，也都共同認為這是美國最具吸引力的軟性實力（Soft Power）時，前哈佛大學校長伯克（Derek Bok，因校長Lawrence H. Summers辭職，7月1日起又請他回去暫代校長），在新著《表現不佳的大學》中卻坦率地批評：大學生在寫作、思考、數理推論、邏輯思惟、外語訓練、人文素養等各方面均表現不如預期。這位教育家對教育的自我批評與布希政府權力傲慢相比，使人肅然起敬。
（二）管理知識的相對落後
台灣高等教育累積的各種問題，早已罄竹難書。成功大學湯堯教授在《大學學問大》一書中曾提出改善高等教育的27計。
在遠見20周年的上一期本刊中，我指出：
「21世紀初的人類，正走向逐漸被剷平的世界；台灣卻出現了各種路障。橫阻台灣進步的這些石頭是五大落差：
◎知識落差：產生了貧富不均。
◎創新落差：產生了企業盛衰。
◎格局落差：產生了政策分歧。
◎人品落差：產生了君子與小人。
◎愛心落差：產生了大愛與貪婪。
不克服這些落差，台灣是無法與世界接軌。」
「知識的落差」是一切落差的根源。一些浮面的觀察已使我們心驚膽顫。幾位大學教授已經決定離開台灣去北大、清華任教；很多國內的大學一直找不到優秀的師資；好多所大學也招不到好的學生；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很少去國外留學（不能與「遊學」混為一談）；大學的經費嚴重不足；教授待遇已多年沒有調升；大學校長的「民選」早已出現各種缺點。
在當前各種學術領域中，與台灣企業成長最密切的一環，就是商學院的教學與研究是否已達國際水準。幾位政大與台大的教授說：「如果美國一流大學的管理教學為A，那麼台灣最高的水準是接近B。」另一位教授則認為：「如果美國是100分，台灣是60分。」當企業在全球化中競爭時，需要急起直追的就是企管的知識落差。
（三）HBR中文版問世
近年來閱讀哈佛大學商學院所出版的書籍與刊物，封面上常出現的三個令人震撼的英文字：Ideas with impact。
正是年輕時受到「觀念」的衝擊、以及對觀念傳播的嚮往，影響了我一輩子要擔任教職；又因為及早發現自己的著述是何等渺小，又熱情地參與了出版。20年來透過雜誌及書籍，我們能夠推動更多的進步觀念。
三年前第一次在劍橋走進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的大廳，就看到了引人注目的二行大字：Improving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and its impact in a changing world，這正就是它們的「出版使命」。心中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把《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譯成中文，將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自今年9月起，我們的事業群取得了獨家授權，將引進這本世界一流的管理雜誌。
《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創立於1922年，80餘年來曾經孕育出許多先進的管理觀念，對全球的管理實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年來《哈佛商業評論》的內容，特別著重於四大領域：領導、創新、策略、管理。許多著名學者和專家常常先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原創性的文章，等待各界迴響，然後改寫成書，如杜拉克、波特、韓第、蓋瑞‧哈默爾、科特的著作。目前台灣暢銷的《藍海策略》一書的兩位作者、以及大前研一的《專業》等，也都是先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他們的論述。
台灣企業要與世界接軌，必先要與世界頂尖的管理學說、管理實務與管理績效接軌。這就是我們出版《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的最大心意。讓我們這些熱情的伙伴們，為企業界及廣大的讀者，做一群無怨無悔的接軌工人。
《哈佛商業評論》的學習列車即將於9月1日啟動。似乎聽到了四面八方傳來的聲音：「我們會趕上第一班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