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里斯多福（Nicholas D. Kristof）在他的專欄中公開徵選一名新聞系學生，跟他到非洲採訪10天。
兩個月後，評選揭曉，一位來自密西西比州、正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念碩士的黑人女孩凱西，擊敗近4000位對手，成為幸運兒。
克里斯多福，哈佛大學畢業，曾獲美國大學畢業生最高榮譽的「羅德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法律。在22年《紐約時報》採訪生涯中，他曾派駐過法國、香港、日本、北京；在開羅學過阿拉伯語，也在台北學過中文。有過採訪全球100多個國家的經驗，讓克里斯多福對記者應具備的「國際觀」感觸特深。
他提供實習獎項給學生，是希望年輕人有更寬廣的視野，在專欄中他提到：「美國人不瞭解美國以外的世界，也不能站在其他種族人的立場看事務，所以在越南、在伊拉克，我們都惹上麻煩。」
做為一個傑出的新聞從業者，克里斯多福希望年輕記者有的國際觀，是透過觀察世界不同的人事物，更能重視人文、人本；關懷這個世界上的弱勢族群，與貧窮落後；尊重不同文化、歷史、宗教的人們。
當「世界是平的」已成為大家的共識時，全球化、國際觀就不再只是一個期待，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見證國際巨變的第一批
回想20年前，我們創辦《遠見》雜誌，特別強調「世界觀」，就是有感台灣的社會不能只往內看，個人不能只在乎自己，政治的最終目的更是為人類福祉。
1986年，台灣仍是一黨獨大，尚未解除戒嚴，也沒有開放赴大陸探親；電視、報紙、電台都被壟斷。
這20年來，世界的變動超過之前的200年；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也只能用「巨變」二字概括。
如果要問，做為媒體人觀察巨變，有哪些省思與體察？回答這個問題，就得重新檢視一路走過的軌跡，找出那些令人震撼的點點滴滴。
在國際上，韓國漢城（現名首爾）取得1988年的奧運主辦權。創刊初期，我們就完成〈韓國專輯〉，採訪韓國如何為奧運做準備。
為什麼會選這個題材？猶記得1984年6月，在瑞士碰到一大批韓國政府派去學「旅館管理」的人，顯示韓國已經動員，緊鑼密鼓地向全球學習。
1986年採訪漢城當時，果然見到處處是「倒數計時」的標誌，地鐵通車了、大工程啟動了，甚至美化市容、學習英語都沸騰起來了。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轉接時期，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瓦解，共產黨人翻騰世界。我們的採訪團隊也都到過現場。
一張柏林圍牆倒下剎那、一對年輕男女親吻的照片，讓攝影記者羅旭光得到了當年的「金鼎獎」。而記者李慧菊和許月瑛，則是第一批訪問到葉爾欽的台灣記者。
1990年的〈以色列專輯〉，《遠見》更成為第一批到耶路撒冷採訪的華人媒體。透過對以色列的歷史、宗教、文化的研讀，加上到現場第一手採訪。我們終於理解世界另一群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愛恨情仇。這群人對台灣而言，是陌生的、是遙遠的。10年後，中東的大戰亂、美國911事件，都讓我們不再陌生。
記錄台灣歷史的第一手
在國內，強人領袖蔣經國過世了。他在走前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開放往大陸探親，為台灣後來的民主、社會、經濟、文化全面開了個大口。
在蔣經國總統生前，《遠見》是唯一專訪到他的中文媒體。可惜他答問太短，沒有詳細闡述他對治國藍圖、人才規劃、台灣前途的具體想法。
強人過後，台灣的民主，表面上透過人頭選票決定政權。底層下，族群對立、政黨鬥爭、黑金強勢、價值迷失、社會沉淪……，幾乎沒有停歇過。
我們陸續討論過〈中國人大遷移〉〈無聲的掠奪──土地、鈔票、選票〉〈貪官敗國〉〈重整國民黨股份有限公司〉〈新台灣人〉等重大議題。
〈中國人大遷移〉說出了許多大陸來台人的故事。一位同事記得父親從家鄉一路逃難帶著的一個飯瓢，後來子女們都要叫它「哥哥」。經濟學家于宗先院士，是當年從開往海南島的軍艦上跳船的「逃兵」。人的命運，真是掌握在上天的手中嗎？
在採訪〈新台灣人〉的過程中，接觸「二二八」受難者，又是另一番辛酸。戰後期盼祖國擁抱的手，卻迎來屠殺自己人的手。情何以堪？
戰爭的無情、仇恨的無義，是那個時代留下的悲劇。
蔣經國開放了兩岸交流，為社會打開一扇歸鄉尋根、旅遊的窗；為企業打開一個相較不陌生的生產和消費市場。台灣的競爭力得以獲得短暫的支撐。
挺進中國改革的第一線
第一次全面採訪大陸，是1988年6月。當時的上海，人多、破落、勢利……，我自己就被騙過，人民幣18元的車錢卻付了18美元；街上有人兜換美金，當你拿回一疊人民幣，只有上面幾張是真的，下面全是廢紙。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你眼見他們改變了。印象最深刻的有兩處。1993年，在往杭州機場的路上，看到破舊、超載的貨車一輛接著一輛的往返於輕紡中心途中。當時中國紡織業已在接外國訂單了。
1994年的浦東，還是一片黃土飛揚，小茅屋中解說浦東未來會發展成「東方曼哈頓」的官員興致勃勃，聽簡報的外來訪客卻心裡嘀咕：「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10年後的浦東，果然高樓林立，成為全球大企業爭相進駐之地。據說陸家嘴的房價已超過每坪百萬台幣。
從當年第一個大陸專輯〈中國在哪裡？〉到〈新上海人〉，20年來，滄海桑田，物換星移。
一位美國作家曾經這樣說過：人類幾世紀以來，最具道德爭議的議題，19世紀是奴隸制度，20世紀是極權主義，到了21世紀，就是貧富差距。
21世紀，轉動世界的兩大輪子，一是科技，一是文化。科技是硬實力，文化是軟實力；科技是全球的，文化是在地的。
克里斯多福對年輕新聞學子說：「21世紀，如果你不能瞭解另一半世界的人，你就不能算受過教育，受教育絕不只能在教室裡。」
做為一個媒體人，我在教室外學到的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