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7月1日《遠見》創刊。那是一個台灣虎虎有生氣的年代；但以世界標準來說，那仍是一個要急起改進的社會。在那個求好心切的大環境下，《遠見》的創刊就是要倡導「世界觀」（global views），來避免國人坐井觀天的短視，以及小格局中的自我陶醉。《遠見》是要為台灣讀者開拓視野與格局：引導往外走的路、推開往外出的門、激發往外學的心。
在威權時代，我們保持了知識分子的獨立與清醒；在自由民主與意識型態共存年代，我們更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與清醒。
去年起所創設的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獎」，最能表達我們20年來對傳播進步觀念的堅持，以及《遠見》是推動台灣社會前進的動力。此刻我們更為相信：
改變歷史軌跡的是進步觀念。
改善人類命運的是正確行動。
建構和平的人是真正的英雄。
創造繁榮的人是真正的功臣。
就我個人而言，近年來的心思與鼓吹，大都集中在提倡這幾個觀念：執行力、藍海策略、軟性實力、兩岸雙贏、學習型組織、人文關懷、社會責任；或許也能以提倡「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來凸顯。
如果台灣的問題與鬱卒是鋪天蓋地；那麼愛台灣的人以及為台灣播種希望的人，也是無所不在。有人說：「如果台灣少了那些政治人物，台灣就會接近人間天堂。」
（二）
在接受耶魯大學頒贈榮譽博士的典禮上，那時剛卸任的美國總統柯林頓的演講主題是：「世界是相互依存的」。
得過三次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受到士林推祟的他的新著書名就是《世界是平的》。
他們兩位生動地描述了當前世界的情勢及今後的趨勢。
我這個東方知識分子要說的是：「在這個世界上，路是顛的，門是窄的。」這個具有悲觀色彩的論調對台灣而言是更寫實、更逼真、更值得警惕！
今天的台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困境；這正說明：要走上「世界標準」的路，要走進「世界典範」的門是充滿了顛簸。這些標準與典範包括了企業透明、社會責任、政治清明、優質民主、法治公平、科技創新、生活品質、生態保育……。
當台灣的競爭對手走向開放、自信、自由化、全球化、務實主義時，台灣則反其道而行之：管制、鎖國、政治激情、政策空轉、意識型態掛帥。台灣的歷史將會記載，當個人與政黨對權力的迷戀替代了對人民福祉的改善，個人就是罪人，政黨就會下台。
（三）
21世紀初的人類，正走向逐漸被剷平的世界；台灣卻出現了各種路障。橫阻台灣進步的這些石頭是五大落差：
知識落差：產生了貧富不均。
創新落差：產生了企業盛衰。
格局落差：產生了政策分歧。
人品落差：產生了君子與小人。
愛心落差：產生了大愛與貪婪。
不克服這些落差，台灣是無法與世界接軌。我最近寫過：台灣企業要與世界上先進國家已出現的高標準、高要求、高典範銜接，其過程有三：
（1）追趕：咬緊牙關，急起直追；因此可以不再落後。
（2）對等：突破轉型，並駕齊驅；因此可以平起平坐。
（3）領先：價值創新，開創藍海；因此可以獨占鰲頭。
在這分秒必爭的時代，台灣的執政階層至少浪費了10年的歲月，延誤了與世界接軌的過程，這也才會出現韓國趕上台灣的尷尬。幸虧有你們及我們這些真正愛台灣的人，憑藉著正派與中道，投入了心血，投入了執著，才避免了台灣社會的全面下滑。
20年來，要特別感謝一起創辦的發行人──王力行女士。她的專業與奉獻一直是《遠見》受到讀者肯定的重要因素。在她擔任創刊以來13年的總編輯生涯中，獲得的多項榮譽及「第一」（如蔣經國總統第一次給國內媒體的訪問），更是《遠見》團隊的共同驕傲。
另一位創辦人張作錦先生，不論在紐約或台北，每期都為《遠見》寫下震撼政壇與台灣社會的專欄，展現了知識分子剛正不阿的風骨。
在黎明之前，《遠見》雜誌會始終堅持扮演「前進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