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調－新弱勢時代/中產階級，淪為新貧階級
很多人持平的說，現在，台灣主體、保護弱勢文化的多元文化政治論述當道，當然不是壞事。
但由於主張權力者，傾向從自我狹隘的主體觀點出發，在這個「為弱勢發聲」的同時，民主運動卻變了調，原來是為所有人民向威權國家爭福祉，最後變成狹隘無比的統獨論述。
台灣社會卻正悄悄變窮，無論台灣哪一個角落，逐步產生另一個族群龐大的「新弱勢」——逐漸變窮的中產階級。
在人口多達60萬的台灣第一大縣轄市板橋，55歲、頭髮斑白的陳國都以從新加坡學來的「小型紅龜粿」為主打商品。他在人生後中年階段創業的卓吉祥食品公司，是他給家人的一個保障。「不要懷疑，她是我的女兒，不是我的孫女，看到女兒這麼小（10歲）還跟我一起打拚，各位可以想像我壓力有多大！」陳國都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輔導的「微型創業」博覽會，對著滿室的媒體記者和官員，感慨訴說著自己的故事。
陳國都原本是美商公司後勤運籌管理的專業人員。美商外移，他被優退後，算算有限的退休金和年幼的女兒，他咬牙到新加坡學南洋的閩南式點心，希望能切入利基市場。
失業危機，年輕到老難倖免
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深化，台灣隸屬高工資地區，一定很難和工資超低、動輒上億人的人力資源無窮的「金磚四國」（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巴西）相競爭，於是中高齡失業成了普遍的危機。
連年輕人也面臨高失業率。高雄人、1981年生，剛退伍半年的洪堂華，在北投文化基金會找到一個執行祕書的工作，月薪才2萬6000元。「這個工作很有意義，但是限於非營利組織很窮，沒有辦法給很高的待遇，」洪堂華說，他得到這份工作，還是因為他世新大學同班同學，要出國念書，讓給他的。
像洪堂華這樣找到工作者，已經是非常幸運了。因為到今年第一季為止，大學學歷以上的失業率已達 4.16％；20到29歲的年輕人，共有17萬人失業。
焦慮－失落的一代/大學變多，精英卻變少
1994年以來教育改革已12年，廣設大學的人本主張，讓台灣有多達158所大專院校，可說是世界上大學密度最高的，卻沒有相對的高級人力素質產出。
「全世界的大學數目共7767家，光美國就占了4000家，而美國又以加州最多，有140家大學，比加州的大學數目還多的，只有14個國家，」佛里曼在《世界是平的》中的數字，讓人怵目驚心，因為台灣正是這14國之一。
大學氾濫，直接導致高學歷失業，加深此刻台灣社會集體的焦慮感。
1986年，當時大學只有22所，錄取率三成。當時的大學生是精英，和當前年輕人是不一樣的。
當時台灣人普遍相信「明天會更好」。
因為新台幣升值，「台灣錢淹腳目」的說法不脛而走。台灣人不煩惱退休，只煩惱滿腔參與社會改革的熱情沒有管道。
「現在大學生沒什麼奮鬥目標，20年前還有學運，現在的大學生卻都不敢反抗，落入很皮毛、感官的物質享受，」台灣首創「冒險教育」的國立台北體育學院教授謝智謀發現。
今不如昔，政商關係破裂
台灣在1985年也曾爆發十信弊案，立委蔡辰洲挪用台北十信新台幣60億元，相當於當年度全台灣納稅總收入的2％，引爆社會連鎖反應，連十信的相關企業國泰人壽都受到波及。
行政院立刻擴大召開有史以來批判砲火最旺的「經革會」，產官學無不戮力改革時弊。
當年「大破」之後，台灣社會也接著展開「大立」的契機。
2006年回頭話1986年，感覺20年之前產業還是百廢待興，是一個正在起飛的年代。於是此刻強烈的「今不如昔」更讓人苦悶。
也就是1986年第四季，台灣當時外銷差不多一半是銷到美國市場。
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美國人受不了，引起當時新台幣升值的壓力——當時新台幣幣值低估，兌換美元匯率是40比1。
就在新台幣剛好要開始升值時，「當時的外銷產業又是勞力密集產業，美國非常緊張，因為新台幣升得很快呀！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就升到25比1了，」抽著菸斗，曾任經濟部工業局長楊世緘撫往追昔，深感現在政治上的意識型態讓人無法正常投資，「我覺得2000年以後，政府和企業的關係開始發生決裂。好在之前基礎打得不錯，」楊世緘說。
楊世緘認為，台灣近幾年走下坡的關鍵分水嶺就在2000年核四停建，企業界開始對政府失去信心，愈來愈多企業外移，尋找第二市場。
今天，台灣真的發生產業空洞化，企業紛紛各謀生路。
契機－轉進國際市場/不確定年代，該有突破作為
2006年的台灣，面臨中國崛起，台灣的「藍海策略」就是：台灣要全面性的國際化。
「現在是不確定的年代。可是另一方面，正是因為不確定年代，也正是尋求突破和轉進的年代，」白崇亮認為。
《世界是平的》一書就分析，美國從1950年代壯大為世界最富強的國家後，吸引各國人才到美國念書。但是作者佛里曼也擔心，2001年紐約911恐怖事件爆發後，布希政府採強烈管制措施，已讓很多優秀的外國學生對留學卻步，這實在是一大錯誤。
反觀台灣有這個作法嗎？台灣把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吸收了30萬人進來，優秀白領科技、技術人才倒是沒有多少。
「施行獎勵措施，例如營利事業所得稅可從25％降到17.5％，國際化還有很多能努力的。」經濟部次長退休的楊世緘主張。
過度管制到過度放鬆之亂
台灣當前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從解嚴前的過度管制到現在的過度放鬆，不過20年，西方社會要200～300年的社會演化，我們焉能不亂？
以金控集團為例。30多年沒有開放新設銀行，1990年開放了，卻沒有有效管理。迫使銀行去做個人消費金融，「一下子多了很多卡奴，為了躲債，避不見面，我那職業軍人退伍的大弟就是！」善於理財的空軍少校董富明痛心地說。
期待－2008年的轉機/台灣出路，就靠人民的遠見
沒有競爭力，主因更在於領導無方。「像李國鼎、孫運璿時代的財經內閣，你看台灣過去有這種（眼光遠大、有勇有謀）的人才，現在卻沒有了，為什麼沒有了？你要看是誰在當政，當政的人不對，有才能的人出不了頭！」台達電子董事長鄭崇華低沈地感歎。
感念李國鼎、孫運璿對台灣經濟的貢獻，鄭崇華斥資新台幣5000萬元，拍了兩位已故資政的生前紀錄片，他真心把兩位故人當英雄，儘管他跟這兩位過去的財經領導人毫無淵源交情。
他一字一句地感念、回憶說：「像李國鼎、孫運璿兩位已經過世的台灣經濟奇蹟推手，當初是蔣經國總統讓他們做，他們就覺得責任重大。」
更關鍵的是，他們都是人格高尚、很清廉的官員。比如，李國鼎過世後，遺孀過得很清苦，「我總覺得國家對不起他們。他一輩子自己得到什麼？他的責任心、全力以赴，這種精神找不到了！」據台達電員工的描述，鄭崇華本身也深受孫運璿「準時、紀律」精神影響，凡有約，一定提早一小時等候。
老一輩的企業家讓鄭崇華如此認定，年輕一代的作家、媒體人楊照也有類似評論。
只有一條路：面向世界
楊照評論台灣過去20年的整體發展，發現1986年到1994年這八年間（1995年國民大會決議總統直選，台灣人的政治主體性確立，開始有信心），台灣才開始慢慢習慣富裕，所以1994年以後，台灣變成自覺的富裕社會，過去的很多好習慣，也就開始消失了。
政治、社會如此，經濟上的短視，也在後面這10年發生。
不過這些經濟層面的基礎建立，還是需要國家領導人有願景、會領導，而且「去泛政治化」。特別是應該放棄意識型態，迎接全球最大市場的中國。
「我自己認為台灣要尋求突破和轉進，事實上只有一條路，要面向世界，就是千萬不要背著中國向世界、不要背向中國！」白崇亮徐緩而用力地主張。
誰來帶領台灣走出種族主義的困境？在第一家庭一連串的醜聞之後，台灣還是要向前走！而路在何方？領導的魄力何在？這是台灣人2006年最苦悶的原因。
在全球競爭下，我們如果有一個具體而清楚的國家策略，很多國家發展的步驟，就可以一步一步、很具體、很實在地改造。
「不能期待現在這一個政府。我們現在講國家策略，只能從2008年開始想台灣還有什麼機會，我們還是得再浪費這兩年（陳水扁任期至2008年），但至少現在要開始想，」作家楊照肯定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