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留美學者熊玠傳話的風波，在八月中旬曾使台北方面著實「虛驚」了好一陣子，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少日前台灣在轉型期中發生的病態。
現在事隔兩月，許多更新的、更確實的資料也陸續出現，「熊玠風波」比較完整的面目才在新聞熱潮過後逐漸浮現。
熊玠被冤枉？
「熊玠風波」發生後，台北當局馬上便有強烈反應，國民黨祕書長李煥與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蔣緯國都在翌日分別發表談話，斥之為中共的統戰陰謀，不少學者與記者更少有正面評論而儘多批評之語，自事件本身(如中共不可相信)甚至熊玠本人之信用(如過去在江南命案上之發言)，幾乎都有攻擊到。
其實，熊玠似乎是被冤枉了。因為，我國大陸問題研究界人士，大多都清楚熊玠並不是最近才講這些話的。就筆者手頭資料，熊玠自去年暑假訪問大陸後，最少講過五次類似的話。
第一次是去年暑假接受某報記者的越洋訪問，第二次是國關中心某學者在美國與熊玠見面，回國後對圈內人之轉述，第二次是今年三月「亞銀年會」時接受某報記者的越洋訪問，第四次則是今年五月中國時報「開創新政研討會」最後一天，馬英九等四位官員報告後，戴炎輝向他們質詢，四位官員又答不出來時熊玠插進來打圓場的發言。
由於這些說法太過匪夷所思，因此都未能見報，八月十一日在「亞洲與世界社」的講話，算來是第五次了。 不過，壞就壞在這第五次的講話被某大報摘要下來，並發了一條小新聞，更壞的是這條小新聞發生在「十三全」剛過後的「新聞淡季」，在上了編輯台權衡一番後，硬將之拉上頭版二條，於是便引起，場大眾傳播學上所稱的「媒介互動」(media inteeation)。
純屬「個人意見」
因此，另一大報當然不得不有所反應。兩大報一動，其他報紙便不得不跟進，而大官評論熊玠講話，三大電視台又不能不播，再加上新聞本來就必須要刪節，各報記者「各取所需」地報導，各位學者「各取所批」地評論，熊玠便又不得不再度「澄清」，於是，「循環」一再繼續下去，往復來回，風波便愈鬧愈大。
其實，熊玠的傅話是否屬實呢？依過去的慣例，中共最權威的消息來源應當是「人民日報」與「新華社」所發出的有關領導人的講話。「熊玠風波」發生後，遲至八月三十日，「新華社」才正式發表聲明，指出熊玠本人有些談話「言過其實」，部分內容則屬其「個人意見」，今年暑假熊玠沒有與鄧小平見面，也沒有委託他「傳話」，中共對台方針並無變化……等等。
將這些「澄清」與熊玠本人強調其談話「純係個人見聞與研判」、「既不代表中共意見也非無的放矢」、「揹了黑鍋」等前後比對一下，我們大概便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依個人研判：
一、中共並無正式要求熊玠為其傳話，而且有關領導人即使在閒談中提到這些允諾(如放棄一國兩制)，也不是今年暑假的事情。
二、熊研的談話那些是「言過其實」、那些是其「個人意見」，目前仍無法考證。況且，萬一以後真的海峽兩岸進行會談，這些都不重要。因為，中共自會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提出它本身認為最有利的價碼，在談判桌以外私下傳遞的消息，一概都可以不承認，一切以正式提出的條文為準。總之，熊玠講的話根本不必完全當真。
三、雖然中共並無正式要求熊玠傳話，但並不表示它沒有意思透過熊玠私下向台北當局表示其立場或底線。事實上，目前海峽兩岸已經「對話」不斷，今天台北一個聲明，明後天北平一篇講話，合則「非官方」接觸，不合則「三不」，透過海外學人溝通意見實在亦無可厚非。
統獨分子皆群起攻之
許多人認為熊玠的基本問題在中共不可相信，事實上，這種批評相當有問題，因為完全的信任幾乎不可能達到，因談判的任何一方都不會完全信任另一方，若要完全可信才談判，那根本就永遠不可能達到什麼談判。
其實，熊玠在「傳話風波」前後發展的談話中，最有問題的應是在海峽兩岸直接談判之先決條件都不具備之情況下，就鼓勵台北及早與中共展開談判。
當然，熊玠本人有許多理由支持他的論點，如一九七八年台北當局沒接受駐美國大使館和駐北京辦事處對調之建議而貽誤時機。但是，從他的談話見報後在台灣引起的激烈反應(包括國民黨與民進黨)，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看出，熊玠可能很瞭解中共，也可能很瞭解談判理論，但卻不瞭解台灣的實際政治(出尤其是這兩年的變化與兩千萬台灣人民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心理)。
台北不是不可能與中共談判，問題的癥結是在中共要台北承認中共是主人(即承認中共對台灣的主權與自貶為地方政府)，這個底線必然會在談判桌上提出來，而談判結果又必然是一個反映大陸與台灣相對實力的、對中共利多害少而台灣利少害多的結果－－此結果亦必然為台灣大部分人民反對。因此，不論統獨分子都猛批熊玠，實在勢在必然。
事實上，「熊玠風波」反映出來最大的台灣社會問題，是台灣大眾傳播媒介的出我封閉性，從此事件發生前後連篇累牘的新聞、評論與訪間中，我們發覺那些躍躍發言的台灣記者、學者、專家或個人都對中共對台政策相當隔閡。
記者們有問必錄還較好，學者專家賴以評論的資料往往只基於各類報章雜誌的片斷報導，本身也往往缺乏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基本常識。於是，甲學者根據記者的片斷報導發表評論，乙記者又根據甲學者的評論進一步報導……。
一直惡性循環下去，真正得益的最後只有海峽對岸的中共。因為中共可以根據這些資料，進一步窺探台灣內部在大陸政策上的虛實，有效把握其弱點作進一步的滲透。
中共對台策略轉變
事實上，只要我們精微留意中共的對台政策的變化，由今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先生逝世後、它任策略上的確已有若干轉變。
最重要的是，中共高層領導人對台灣的談話越來越謹慎，行動也越來越低調處理，密如，剛結束的在北平舉行的「國際科總年會」，中共的處理便相當低姿態，只要台灣有人來開會就好，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大作統戰宣傳。
同樣的，胡秋原訪問大陸期間，除「統戰部長」閻明復外，與胡秋原會面的都是一些已脫離權力核心的老人(如李先念、鄧穎超)，或根本沒擠進決策過程中的學者、學生而已。而且，他們都對胡秋原那種亟亟「統一」，視民意為無物的言詞馬上加以批駁。
這些行動都明顯反映出中共的對台方針(大政策)沒有改變，但在策略(手段)上已趨謹慎。其原因則在台北目前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導階層，中共未能充分瞭解其動向之前，不如先安靜下來好好觀察一陣子，先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如成立「台灣研究會」統一大陸各台灣研究單位)，再部署下一步的對台統戰攻勢。然而根據過去經驗，中共在沉潛觀察、調整步伐之後，接著便是連續出招，如宣佈在某種條件下不對台用武，或不在台灣實行「四個堅持」等。
所以，台灣這方向再鬧烘烘地把中共也不太重視的新聞(如「科總年會事件」、「胡秋原事件」)一炒再炒，早晚會炒得自亂陣腳也不自知，更談不上反擊中共統戰了。
(賈梅思為大陸問題研究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