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國，既貧且弱。貧則無志氣，出賣祖產；弱則被人欺，家當為強鄰搶奪。請看多少敦煌的瑰寶、故宮的文物、圓明園的精品，都流入歐、美著名博物館和圖書館。中國人要研究它們，反而要移樽就教。
這些文化遺產流落異邦，是被迫受騙，尚有可說；但兩蔣日記之存放於胡佛研究所，卻是後人心甘情願送去的。
其實，心甘情願委交外人，並不自兩蔣日記開始，許多近代中國的歷史創造者，個人文件都藏之於異邦或在異邦發表。例如老外交家顧維鈞和大陸被「解放」前代總統李宗仁，他們兩人的口述歷史，都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整理發表。「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的文獻資料，也存在哥大的「一荻書屋」。而陳誠、宋子文和張嘉璈等人的相關文件，早已藏於胡佛研究所了。
二十幾年前看到來自美國的新聞報導說，顧維鈞的英文口述回憶錄文稿，另複印兩份，分贈大陸與台灣。我曾多次向台灣各有關單位打聽，卻沒人知道有這份文件。但大陸卻於1983年至1994年之間，出齊了十三大本的《顧維鈞回憶錄》。除了在袁世凱當國的短暫時期外，顧維鈞一輩子為國民政府服務。但出版他回憶錄的，卻是大陸。
敦煌藏經洞的國寶被英、法、俄、日、美等國「探險家」或搶或騙，大批文物流落國外，受到外國專家學者的重視和研究，意外的形成了「敦煌學」，且成了一門國際顯學。於是這些「探險家」表功曰：他們把這些文物「運」到國外，才創造和彰顯了它們的價值，才讓世人更知道中國的古代文明。所以，他們對宏揚中國文化，是有貢獻的。
這固然是事實，不過那些國寶是中國人精神的一部分，去的「不明不白」，總是有傷國人的尊嚴與信心。
台灣今天政局的趨向，是對國家的否定，對歷史的顛覆。兩蔣日記若留在台灣，未必能得到公平的對待。惟願將來有一天，這些文獻仍能回到中國的土地上，還給所有權的中國人。
錢穆在其著作《國史大綱》中指出，一國國民對其本國歷史應略有所知，「尤必須附隨一種對其本國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歷史人物個人紀錄文件之價值與意義，後人可自行解讀，但必應存有溫情與敬意。那不是對當事人，而是對歷史。
